梁漱溟的中西医比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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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中西学术之不同》
思想家与医学爱好者
重阳至，时处北京最美的季节，最适合登高远眺，怀古开今。
回望120年前，1893年的重阳节，北京安福胡同，一个小官宦人家里诞生了一名男婴，他就是梁漱溟。出生在这一天，似乎预示了梁先生这一生是一个不断向上登攀的历程。
梁漱溟先生生于甲午中日战争前一年，卒于1988年，享年95岁。他不仅是中国百年沧桑的见证者，也是一位奋斗不息、鞠躬尽瘁的开创者，被誉为“中国的脊梁”。他的一生可以从一位跟随他多年的学生李渊庭敬献的挽联中看到一些影像：
治学邃于思辨，抉幽发微，著述等身，首创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弘扬东方学术，探索人生真谛，自成思想体系，中外共仰。道德文章无愧一代宗师。
外世巍然卓立，尽瘁国是，席不暇暖，发起鲁豫乡村建设运动，组织民主同盟，创办光明日报，关心民间疾苦，宠辱不惊，高风亮节堪称举世楷模。
对中西文化的核心认识
西方：着眼在人对物问题上,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的，以向外逐求为人生态度的文化。（指其主体，尤其文艺复兴后到二战之间的西方）
中国：着眼在人对人问题上,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以向内“郑重”于“生”为人生态度的文化。
印度：着眼在人对自己的问题上,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以“解脱”于“无生”为人生态度的文化。
（中印文化都指其主体，尤其是二十世纪西方化全球化以前）
中西医比较观
梁漱溟以中西文化的根本精神不同划分中西两种文化,他认为这是中西方在着眼解决的人生问题上有不同侧重，并肯定两者都对各自着眼的问题有成功的解决方法，都是对人类极有贡献的文化。他认为“根本精神”是一文化区别于他文化的所在，“初无可比”，中西两精神所开出的两文化各有短长，不能简单以好坏高下论之，应互相尊重。但是，在处于西方科学为主导的西方文化世界化形势下，中国文化的真价值大不易被看懂，因其与西方完全不同，且比西方在生命层次上着眼高，这需要有人用西方语言的表达方式向西化的世界指明。
中西文化因其着眼问题不同、根本精神不同、理论方法不同，取得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就。“西方是科学的成就，中方是艺术的成就”。具体到医学上，他说：“在中西医学上的不同，实可以代表中西一切学术的不同：西医是走科学的路，中医是走玄学的路。”“玄学总是不变更现状的看法，囫囵着看，整个着看，就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科学总是变更现状的看法，试换个样子来看，解析了看，不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却拿别的东西来作他看。譬如那个病人，中国只就着那个现状看……中医不要去求病灶，因他是认这整个的人病了。西医定要去求病灶，因他是认合成这人的某器官某部分病了。这两家不同的态度是无论什么时候总是秉持一贯的。”
中医西医都是治病，但对象不是一个，西医以人体为对象，“比较看人为各部机关所合成，故其治病几与修理机器相近。” 看人“是死的，局部的”。再往前发展，西医将以生命为对象研究。中医的根本是不立对象，中医着眼在人的生命整体，以超“有对”入“无对”之态度，“从生命正在活动时，就参加体验，故其所得者乃为生命之活体。”梁漱溟说中医的归本在道家。而西医以人的肉体为主要对象，“西医无论如何解剖，但其所看到的仍仅是生命活动剩下的痕迹，而非生命活动的本身，无由去推论其变化。在解剖上，无论用怎样精致的显微镜，结果所见仍是粗浅的；无论用如何最高等的工夫，结果所产生的观念亦终是想象的，而非整个一体的生命。” 因此，梁漱溟提出“现在西医对生命认识不足，实其大短。” 西医相对于中医，对生命的认识尚幼稚。然而他也提出西医科学的方法是一定要学习的，比如治疗局部病变能够快速有效，同时认为西医发现病菌是一大贡献。
中西医所用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方法，如把西医所用的方法称为科学的方法，则中医所用是玄学的方法。“一面（西方）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静的、科学的、数学化的、可分的。一面（东方）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动的、玄学的、正在运行中不可分的”，梁漱溟对于两者都是肯定的意思，并且认为“结果中国的这个方法到会占优胜。”
针对科学方法，梁漱溟说：“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即在其站在静的地方去客观地观察，他没有宇宙实体，只能立于外面来观察现象，故一切皆化为静；最后将一切现象，都化为数学方式表示出来，科学即是一切数学化。一切可以数学表示，便是一切都纳入科学之时，这种一切静化数学化，是人类为要操纵控制自然所必走的路子；但这仅是一种方法，而非真实。真实是动的不可分的(整个一体的)。在科学中恰没有此‘动’，没有此‘不可分’。”
对于玄学方法他说：“所谓‘动’，‘整个一体不可分’，‘通宇宙生命为一体’等，全是不能用眼向外看，用手向外摸，用耳向外听，乃至用心向外想所能得到的。反是必须收视返听，向内用力而后可。” “要人智慧不向外用，而返用之于自己生命，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
而成功两种方法，中西形成的思维方式不同，西方偏重“理智”，中国则偏重“直观”，并且梁漱溟解释此直观是“理智调理下的直觉”，对人的要求很高。
中医所长与所短
（下面这段还要整理）
因为中西医的根本不同，梁先生特别强调不可轻谈二者的沟通融合。
他认为中西医是“无法可以沟通的”，“因其是彻头彻尾不同的两套方法”。他说“虽今人仍多有欲沟通之者（如丁福保著《中西医通》，日人对此用工夫者亦甚多）。但结果亦只是在枝节处，偶然发现中医书上某句话合于科学，或发现某种药物经化验认为可用，又或发现中医所用单方有效，可以采用等。然都不能算是沟通。”他认为单站在西医科学的立场上，仅依西医的根本态度与方法，零碎的东拾西捡，即使能给中医的末节一些外在说明，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沟通中西医的。
不过梁先生说他相信，最终的现实可以沟通，不过须在较远的将来。“较远到何时？要在西医根本转变到可以接近或沟通中医时”，“在其能慢慢地研究、进步、转变，渐与中医方法接近”，“对生命有所悟，能以生命做研究对象时”主动选择中医对待生命的态度与方法。那时西医原有的态度与方法仍会在它的适用范围内继续沿用，而医学的主导会转变到以尊重生命本身的中医式道路上。
西医科学的方法还没有发展到极致也就是还没有走到尽头，但也因他以现在的态度（人对物的态度）认识生命，这个尽头迟早会来到。而他说中医大概不能转变，“只有站在被动的地位等人来认识他”，“只有待西医根本方法转变，能与其接近，……否则中医将是打不倒也立不起来的。”
五、
在民国时代，西化呼声包围下，否定、抛弃中国文化的氛围中，梁漱溟肯定了中医的价值，肯定中医自有一套理论方法体系，与西医完全不同，两者各有价值，而中医对生命的认识更本质，这也是中医有效性的来源。这是那个时代学术界难得的对中医支持的声音。不仅仅肯定中医价值，他尤其提出中西结合的方式要谨慎。要以认清两者的真价值、理论方法的适用范围为前提。他提出的中西医最终融合的方式是否合理，里面涉及的许多问题也很值得探讨。
六、大师归去
站得高看得远，东方古圣先贤站在生命的高度开创的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在中西方首次在中国大地上激烈碰撞的时代里，在西化呼声包围形势下，被梁先生重新披露。如今世界已经强烈关注中国文化,从古老的中国文化汲取自救救世智慧，证实了梁先生在近一个世纪前断言中国文化必定将世界化的远见。事实已经表露中医又是中国文化在世界复兴的先行者，是时候再一次深深反思中医究竟是什么，中西医的差异在哪里，中西医如何自处，如何相处？中国的医学事业向何处去。在重阳节，献上此文以纪念先生为中西医，为中西文化所做的思考与努力。重阳至让我们也投入自然，登高远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