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类开辟一新历史而奋斗》整理稿
主讲 刘畅 督导 黄芊
<前言>
梁先生：去年八月份去调研时学习“科层化”，从学术方面探讨、解读（其意义）。“科层化”是比较拽文的说法，其实就是高度的行政化，（细想来）这其实是个很要命的事。感觉这与今天要讲的文章中提到的要有新的变化、新的调整（的内容可做讨论）。廖晓义老师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她的工作始终）在基层开展。在她的思路上有一些实际的举措，例如（在乡村）结合环保推广绿色农业，同时组织村民学习《弟子规》、《三字经》，甚至《朝话》，她已经按照她的思路形成了自己一套实际操作的体系，当然可能并不完备，但她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扶贫或解决某一个细枝末节的具体问题。她对（村中）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关爱的做法实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亲仁”，她为之取名为“乐和运动”。另巫溪（属重庆市）很远，地处三省交界，（毗邻）陕西、湖北，若从村子向北即到镇坪县（陕西省），东北方向去则进入神农架（湖北省西部边陲），若向东南方向则进巫山（重庆市东北部）入三峡，如此一来，相对于重庆这样一个直辖市而言，当地（所处地理形势）仍可称为山高皇帝远。
最近有朋友（向我）推荐（电视连续剧）《心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的？（我）看了一些，有些启发，也证明（这个）编剧是很会写的。
李莹：他们说这个编剧是在医院待了半年（体验生活），（剧集里）有很多是真事，但是他写的那些医生具体有没有就不知道了，例如（医生出资）帮穷人均摊药费，可能在经济条件特别好的医院会，但我们那里肯定没有。
李林溪：有类似的例子，上次先生说过一个（实例）好像是湖北那边（发生）的。
李莹：是有，但是这（个电视剧中类似事件的发生）频率太高了。
李林溪：（剧中）这个绿色通道使用频率很高。
梁先生：这确实。还有就是当下舆论所宣扬的种种“最美”，“最美教师”①、“最美司机”②等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最美司机”的视频？
众人：看过截图。
梁先生：我当时在看视频的时候只是注意看（事情发生的经过），但那时候有一个（有关细节的）印象，这个我准备回去再复习一下（以求证是否先前的记忆有偏差），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司机）被飞掷而来的（铁轮毂）砸中时，好像大客车是在最左侧车道行驶，当然事实还是要以当时的视频记录为准，需要再去证实。但如果（此事属实，则若大型）车辆按规定在外侧车道行驶可能可以避免这样的惨剧发生，而如果内侧车道是小型车行驶，那么铁块在飞掷跌落的过程中会有更多的时间被躲避。就包括以前我们介绍的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那次出事时的情况也没有被具体透露，其实当时存在超速（行驶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开车，深有体会，当驾驶时速超过140km/h的时候③，人的心理生理反应都会发生变化，造成视野明显变小的状态，整体的判断反应的时间也就不够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有时速限制的道理，因为高速驾驶本身就是高风险的事情。
李林溪：有人说最左侧是超车道，不能长时间占用，所以有人就（对于“最美司机”的事件发生时的状况）发生质疑。因为类似这种之前（也有发生），钱文忠曾发过一张照片说明现在沪宁杭高速很拥堵，而当时照片中他的车辆正处在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当时就有很多人质疑他（在驾驶时违反交规），但他本人申辩说他不会开车，自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后来还是让司机把应急车道让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开车可能还是不太注意这些特殊车道使用的问题，比如久占超车道或非正常使用应急车道。
李莹：应急车道只有在警察叔叔在的时候才会被让出来。
李林溪：有特殊的情况，就像之前刘畅说过的（一个事例），当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交通广播呼吁大家把应急车道让出来（以方便需要紧急救助的车辆通行），救护车有时也需要这样一条通道。
李莹：说到这些我又想起来，类似的事情出现在《心术》里是这样描写：一个小孩子（所患疾病具体名称记不清了）他的视力下降速度是以秒来计数的，而他当时的情况是马上就要看不见了，需要及时做一项检查，当时他的主治医生抱着他对排队的患者说希望能让他先接受检查，但排在最前面的患者说来这里做检查的人都是马上要面临失明的，凭什么你们这个小孩子就可以有优先权，于是医生就向这位患者提出可以排在这位患者后面，而这位患者却提出“我不去做检查了，我就要站在这里，你们医生每次都是这样走后门，我就要站在这里，等所有人都看完了我再看”。我觉得这个场景很写实。
黄芊：（确实）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过。
梁先生：有这样执着的人。
李莹：然后（在那个场景中排在队伍）后面的人都会随之附和，赞同这位患者“您这样做是对的，医生就是爱走后门”。
李林溪：我在（医院）排队的时候，只有人家敢在我前面插队。
李莹：每次在医院里老师让我跑腿的时候我就把白大褂脱了，而后再去（办事）。
梁先生：这次也（和同去开会的朋友）说到《心术》中的（一些）问题了，（其中一个）就是把白大褂当风衣穿，不系扣子，然后在哪（种场合）都穿，甚至去就餐的时候都穿着，这个恐怕（不和规矩）要出事，稍懂医的人就能明白不能这么做。看来还是有懂行的人在看（这部电视剧中的专业内容）。
李林溪：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心术》的宣传海报是在做得太令人sorry了，对比了一下美剧《豪斯医生》（的海报），其中美剧的一张海报是在（医院）走廊中（拍摄的）很有层次感，而（《心术》中）做得（相似的海报）很平面，而且几乎人物设置的方位都（与美剧中）一样。（所以看来）中国（电视剧的）宣传海报（设计制作）这方面很差，就（差）直接把别人的海报图拿来把头像一换就贴出去了。
梁先生：我看到剧中拍摄医院的（情景）尽可能也是逼近真实，比如讲到急诊科（人满为患的）下不去脚了，彻底没法待了。
黄芊：现在医疗这个行业越来越不好干了。我们医院是第一批被医保约谈的，是关于非实名制的问题。最初我只知道有我们一家医院，在我同时给别的朋友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们也是第一批，然后前两天又知道第二批，现在他们（刘畅）单位是第三批，就基本上约谈了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实根源只是一个——医保已经没钱了，所以现在开始死掐非实名制（的问题）。但事实上非实名制要想真正杜绝会很难，比如一个病人找我来开汤药，我可以做到非实名制不予看病，但有很多病人是来取慢性病的用药的，他就说自己吃这种药，那么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是否是他本人用药）。而且现在“钓鱼”（监督的人员）都是职业的“钓鱼手”，我们前两天碰到了一个特别专业的（钓鱼监督人员），包括他与我们交流对的方式，一听就不像普通居民能做出来的交流方式，而且他们的这种“钓鱼”工作都是有偿的。医保金额现在亏空的特别严重，所以就以第一次采取约谈、第二次开始封杀（的方式），来解决医保资金严重亏空的额问题。所以《心术》在这个时候能有这么好的收视率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是件好事情，至少让普通的老百姓知道医生也会有很不容易的地方，比如说第一集就已经谈到手术签字的问题，要是在国外的话，病人（在一定条件下口头授权）认可既可以开始手术，但在中国国内（规定）没有家属到场就无法进行手术，但如果因为这样造成了不良后果，舆论就会谴责医生没有良知、不敢担当；可如果（那样在家属未到场的情况下）做了手术，发生紧急状况（该怎样收场？）剧中的患者家属职业是一名律师，直接就要求起诉（医生），而且紧急状况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即便家属签字也可能会发生。我想这也能够反映出一些社会问题。
刘畅：像（以上剧中案例）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情况，以前（我在原工作医院）监护室（工作）的时候，经常会碰到有的老年患者家里有4-5个子女，大家对患者的治疗计划意见不一，所以每次患者需要做治疗的时候，我们医生只好要求患者的全部家属到场，必须要他们达成一致的治疗意见并全部签字才能实施治疗方案，不然如果有家属来找后账就根本说不清楚。
梁先生：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钟摆效应”④，要么就是特别随意；要么就是特别固执。有的时候就什么都可以商量，怎么处理都行，而突然（有的时候）就不行（进而推翻以前的做法），就如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投票制度似的——一票否决。
黄芊：以前在东直门（医院）还遇到这样一个情况，有个病人是个“大毒瘤”（身患多种细菌感染），所有抗菌药物对他无效，他住在一个双人间，另一张病床只要住进一个（患者）就会往生，而他则安然无事，他平时基本是通过各种管道（仪器）来维持生命体征。他是一名离休人员，每月退休金大约一万元左右，他四个儿女及各自的家庭全部依靠他一个人的收入维持生活，所以只要（医院给）这个患者报病危，他的子女就去威胁医生，甚至大打出手，并表示不论怎样，患者必须得能喘气，因为他们需要患者的退休金（维持生活），如果患者去世，他们就没钱了，那么他们就（赖）在医院或（准备赖）到医生家里吃住，所以不能让患者死去。所以现在真的有很多（古怪的）现象让从事此行业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寒心。
刘畅：原来（工作）医院监护中，住院时间最长的一个患者住了一年半，他是一个老年男性，（情况也类似黄芊说道的那个病人，他属于退休人员，住院不需要花钱，而且每月有不菲的退休金领取），他（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就像你（黄芊）说的，他身上什么菌都有，而且从最初依赖呼吸机到最终能够脱离呼吸机恢复自主呼吸，但他一直处于意识丧失的状态。家属在他住院期间可能去过三、四次，只是确保他没有什么事情，然后向我们交代一下家属积极支持治疗的态度，并偶尔办理一次出入院手续解决医院病床周转率的问题，而多数时候是占着那张监护室的床位（其实其状态可以转到普通科室，但因其家属挑剔其他科室不敢收留患者）。
黄芊：昨天和别人聊到之前自杀的老师⑤，另外三名一起聊天的朋友一个是90后，两个是70后，我们当中除外一个70后，其余三人都感到这个事件中反应出一些体制当中的问题，唯独那位意见不同的70后，一直在（单纯）谴责这个自杀的老师个人有问题，（一味只）说那个老师不知道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没有顽强的斗志、是一个很自私、很没主见、很没勇气的人，因此我们三个意见较为统一的朋友就与之探讨：（这名老师）他作为一个贫穷人家的孩子，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在如今这样的环境下他能得到一份工作就很不容易，他以什么资本去改变自己的环境？我们不否认他内心深处有脆弱的一面，但（这个事件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的一个产物。而那个意见相左的朋友仍旧坚持他的观点，感觉他的想法与我们三个是脱轨的，所以我们对他的职业判断是——要么是个zf官员，要么就是他自己有类似的问题，所以（将这些情绪）投射到这名老师身上去。
梁先生：首先这个事情抛开别的不谈，不然因素太多就容易扯不清楚了，我们从时间的维度上去看，首先是他（这名老师被要求）超时工作，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这是我们上次读书会中提到过的——一个人去解决体制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比如大家都在超时（工作），凭什么你能走？这样立刻你就变成了“最坏”的那个人。所以这个问题他是没法解决的，作为个体去对抗的话，这种对抗是非常脆弱的。这首先就是因为（咱们）没有（真正）教师工会或医生工会这样的组织，目前的工会一定是跟P（=Party）一条心，P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而绝对不会因为员工工作超时的问题去和官方打交道，但是理论上（真正的）工会首先就要代表员工的利益，首先不能超时工作，如果认为工作量大、人手不够，可以通过增加员工数量或其他方式解决，而不能这样重压。而这当中还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这件事情中有一个借口——“为学生”，大家都留下来奉献，你为什么不奉献，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很难开口，因为一旦你提出准点下班那么旁人对你的看法就是——你太自私了、真卑鄙，那么立刻就使你有强烈的罪恶感，但实际上我们忘了每个人的权益都是有边界的，在8小时（工作时间）以内我全力以赴，但你不能要求（工作）不断的超越边界而没有底线。国家为什么立法8小时工作制、每周双休日，而事件中介绍的当事人其实是每月只休息1天，而每天工作（要求）自6点前到校直至22点下班，那么我们可以计算一下这个工作时长，而且即便是这样的工作强度他居然还是没有双休，只是一个月歇1天，那么我们可以算一下他一个月要工作多少个小时。这就是在不断地突破底线，就单从人的生理承受能力上来看已经接近极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再去（面对问题时，其）应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在下降的。
另外我很想知道的是主张当事人不够坚强的人，若面临同样的境遇时能够坚强到什么程度？个人主张得和个人行为相一致，才能说服他人。
刘畅：关于工作时间的问题，在美国（旅游）的时候很有感触。当时我们每天集体活动的时间会安排到下午5点左右结束（这期间有专车陪团接送），之后就是自由活动时间（需自行安排出行方式），我们在自由活动时间大家打算一起出行去同一个目的地，所以与导游商量是否能请司机延长工作时间（哪怕付他加班费）送我们到目的地，导游的答复是几乎不可能，因为司机按时就会下班，很少会因为赚钱而加班，而且他有拒绝加班的权力。
梁先生：对，这就是他们的边界非常清楚。我印象中有次（给大家）介绍（过）一个在德国的华人，他已经加入德国国籍，他工作的办工桌上有两部电话，一部是公事的，一部是私事的，当他下班后老板也不敢因公事打他的公事电话或私事电话。但是在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领导要求（员工电话24小时始终）不准关机，这种做法显然就已经超越这种（正常工作的）边界了。而且在他们超越边界的做法之后，让你觉得（如果你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办）你就会变得很卑鄙、很有罪恶感。那么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主张一种规则对我们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我们曾经经常会在媒体上曝光，比如美国有条法律——禁止洗澡时抽烟，我们会觉得很滑稽、可笑，但正因为如此，可见他们对于规则是非常尊重的，滑稽归滑稽，在没有立法、修法之前，就如此执行，没有权变、没有通融，而就是这样坚决执行。当然有时会觉得（这种做法）硬邦邦、冷冰冰，但其实你会发觉这些（规则）对你（的利益）的捍卫也是等效的。就例如不能在你下班休息的时候再因公事找你。《心术》当中还在不停的表现医生在自己休息时间会因一个工作电话就赶回去继续工作，那么医生自身的休息是没办法保证的，那么严格说起来是因为员工配备不足造成的（这种局面），（所以）总用同一个人工作。那么在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馆陶县老师的事件同样反映出我们对学生休息的权力也是不尊重的——“因为我为你好，你多学点，别睡觉了”，而学生也不可能直接提出异议。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放到社会里看，（其影响）就像撞击反射、多米诺原理一样，不断被扩大、不断被放大，然后就会发现这个事情存在极度的不合理，但其实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都是由超越边界、突破规则、坚持不住原则等（开始），一点点不断出现，并蔓延得到处都是，最后就彻底混乱而找不到头绪解决。因为有时候让我们感到绝望的就是好像哪里都是这样，没有办法下手去解决，好似老虎吃天——没地方下嘴，到处都是问题。但其实我个人觉得越是这种情况越需要回归根本、守住原则、守住底线、强调规则至上。守规则不是一个可以不损失的选择，而是损失最小的。所有的选择都不会不损失。就像我们安装了红绿灯并不代表就能够不发生车祸，但如果没有红绿灯一定会出现更多事故。而在这种时候我们往往不遵循数学规律，而用个案去解决普遍性（问题）。比如以闯红灯为例，如果指责正常行驶的司机为何不踩刹车以保全闯灯者安全，那么闯灯者会认为但凡司机经过都会踩刹车让行，便越发无视红灯，进而将生命交由司机脚下的刹车，于是变成了一种“我闯红灯，你踩刹车，你要是刹不住，我就挂了，你赔我多少万（块钱），但是我（命）没了”的游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先强调分清路权，在红绿灯交替的时候强调的是种权益的切换，而（如果一味要求）完全平等的权益其实则该权益无法落实。当红灯一亮，代表权益切换了，或行人或车，在这时（红灯一方的）权益就被剥夺了，因为要保证绿灯方向的权益，之后再进行交替。那么这个社会的运行、大家的生活才能够得到保障。
梁先生：《环球时报》、《北京日报》就“适当的腐败”话题的讨论大家可以看看。另外关于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事情也很有意思，作家文艺出版社的这位同志真的是我P的好干部，他想到一个秀，即从作协系统入手，提前请了约1000名知名作家，包括二月河、莫言、陈忠实、周国平、铁凝、王猛等，请他们每人手抄一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然后把它们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手抄本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兹以结集纪念出版，并予参加者每人以1000元报酬。开始大家没有在意便开始抄，但逐渐就有人发觉其中的问题，例如周国平慢慢反应过来，在并未曾了解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全部内容、不确定其中的观点自己是否全然接受的情况下就单纯的去抄录，（是否有失郑重）。之后（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后，）网上就争论声一片，提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并且有在思想、艺术上去控制或奴役其他人的味道。官方宣传其中内容主要是宣传为工农兵服务，但（民间）有人归纳了一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实主要的目的是打掉所有人的尊严，使之完全被P工具化、不抵抗，因为认为不是工人和农民的人们灵魂都是很肮脏的，就要接受教育，强调了文艺的革命工具功能。现在很多人（注重）强调普世价值时，大家开始清楚的（提出并）强调文娱首先不是政治需要，而是大家干活累了需要娱乐而已，这是文娱最基本的功能，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此是决口不提的。那么真正从研究文娱活动规律的角度去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倡导的内容）强调文艺是政治工具（的观点）起码是有失偏颇的，变得有些无厘头。就如同医学能为革命服务，这个是对的，但不是医学只能用来干革命。
黄芊：现在以教师自杀（事件）为例，明显能感到社会舆论有两个极端，其中一个极端就像（上面提到的）我们四个人在探讨，观点分为两派，一派的观点是责任完全在个人，与社会环境无关，而另一派的观点是考虑这个问题是需要zf为此埋单的，不能完全去强调个人的问题，并且在国内（职业群体内）不可能出现一人罢工众人响应的情况，只可能出现罢工者被炒的现象。
梁先生：既然强调的是依法治国，那么首先劳动法中劳动者的休息权益有没有被保证？如果（按照）正常的8小时工作，出现员工去跳（楼）那么是另外一个概念。而且现在的问题是媒体一直在歌颂超时工作，（其实也有失对人最根本的关怀）。
黄芊：我们单位领导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会在下班时间，甚至晚上9、10点给我打电话（讨论工作上的事情），如果我没有接到，第二天就会劈头盖脸地挨一顿责备，但我对这种做法很不认可。
梁先生：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中讲到，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一旦掌权，一旦没有权利制衡了，局面就会变得非常恐怖，因为他会强调他的理想足够高尚，他可以（以此为由）做任何事情。就如希特勒，他也觉得自己的理想很高尚——清除犹太人从而建立一个优越的雅利安人的社会。
我们可以看到突破底线之后就彻底的无理可讲。
黄芊：那天（和那三位朋友聊天时）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其中那个孩子是90后，因为包括他的相貌，以及他所谈到的问题，我甚至觉得在某些方面比那位（观点独特的）70后的朋友显得更加成熟与理性。后来他（90后）告诉我他只有22岁，提到在他们同龄人当中也会探讨很多类似的问题，并且表示随着网络（信息）的发达，他们看到的很多（资讯）并不限于电视上歌舞升平的景象，而可能会有更多的真相去冲击他们的眼球，所以他说他认为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因为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孩子（成长）起来之后，这个社会总体会多一些勇气。但在同时，他很坚定地要去国外读书，要考虑移民的问题。因此我担心有（抱负和）勇气的人才都流失了。
梁先生：（我）一直在关注云南的系列杀人案，特别是从犯罪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就会变得很非常有意思。其实在之前就发生过，而且总在同一个地点发生人口不明失踪案件。在侦查过程中，通过确定失踪时间，继而依据失踪者大致行程确定失踪地点。最近的这起案件被害人是刚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在完成领导指派的任务途中被连环杀手截杀。一直期待着有关于这个连环杀手的进一步的犯罪心理学方面的分析，这个还是很有价值的。大家也可以看看有关案情的整体介绍，我注意了一下（被害人）基本是男性青少年，那么为何杀手会选择杀害这样的对象，目前还没有看出端倪。其中最小的（受害者）十三、四岁，而这个被害的大学生有二十出头。杀手把被害者的尸体都埋藏在谋杀地点附近，包括他自家的院子里也埋过，在我印象中被害人数已经超过十人。案件发生地点是在昆明的郊县地区。
李林溪：后来看（相关报道）焦点好像反而集中在（案情信息）被瞒报的事情上。
梁先生：这整个（系列案件）绵延的时间很长，在我印象中应该有十年以上，这期间调查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在于杀手犯案有时会突然中止，比如其间有三年不杀了，然后又再继续，那么这种谋杀的手法（有失连续性）也会容易让警方产生错觉，不容易将案件之间构成关联。
好像08年甚至更早一些，河南有一宗系列杀人（案件），被害人主要是小男孩，他采用的主要杀害方式是利用自己制作的一台机器将被害者绑住让其挣脱，再根据被害者挣脱的结果按照自己制定的奖惩规则决定对被害者的处置方式，被害者一旦被绑住几乎无生还希望。直至最后的这起案件中，这个被害的小男孩哀求杀手（放过他），并表示（为报答他手下留情）愿意为杀手养老送终，因而杀手将其放走。破案之后，在（杀手）家院子里找到很多（被害人的尸首）。这宗系列杀人案当时也是相当轰动。
还有一起案件是洛阳一男子，掘坑将小姐活闷在里面。
李林溪：对于这起案件有些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因为相关的所有报道都是基于一个记者的调查，而官方并没有出具过完整的报告。另外有人从技术角度上分析，在坑中放置了一张床，而就床和坑的比例尺寸来看床宽处过不了坑的拐角。另外一点就是埋这么多人在里面，味道应该会很臭。
梁先生：有人就调侃（这件事）说这个人是否以前在基建工程兵干过，整个设计很周全、巧妙。
梁先生：《心术》中也把“开飞刀”的事情搁到桌面上了，之前接触到的人中有类似的经历，据说这种做法的收入很可观。
郭芳：现在《心术》在中央台播出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导向或目的？因为最开始（这部电视剧）是在几个地方台播出，到最近才在央视8套中播出。（在我看来）如果（剧情）真正很写实的话可能都不会让播出，就像之前《蜗居》这种反应社会现状的片子北京台都禁播，那么现在播出这个（电视剧）其中是否有什么意味？
梁先生：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混合体，各个卫视播出是投标的，需要花钱；而央视不出这个高的价格，可对方也要挣钱，（因此其实）有经济上的考量。曾经有一度电视剧评奖的其中一个条件是必须在央视播出过，而有一些非常精彩的电视剧（因为没有满足这个条件而）没有得过奖，比如《我爱我家》，一个原因是央视或者说中宣部对它不感冒，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对于《心术》）现在可以看到几家卫视很积极的播出，而中央8套就有些炒冷饭的意味。就包括《亮剑》、《士兵突击》最初也没能在央视播出，其实这也蕴涵着一部分利益的博弈在其中。
媒体的报道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很难深入，只求轰动性博眼球，例如“最美司机”，大家也不愿进行深入研究，而只愿意宣泄（情绪）、愿意捐款。任志强曾有段话就讲“我们愿意给陌生的人捐款，我们不愿为我们熟知的同事的精彩工作喝彩”。因为当一件事或一个人和我们隔得足够远时，我们可以靠想象去塑造他的形象，使得这个投射可以更加完美，而对方如果是我们的同事，朝夕相处，就使得我们的投射会受到很多限制而变得不轻松，所以就造成了我们可能为遥远的人捐款，但却难以夸赞身边的人。也就是真实感和距离感造成了行为上的差别。
廖晓义的主要工作是在乡村，她的报告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其中就强调做小事的能力，而我们现在都是做大事，但其实细想起来确实是要从小事做起，比如垃圾分类，比如村里街道的清扫、物资回收，这些事情做起来很吃力，而且很难会有人会因这些事情为你树碑立传，但其实当在一线去做这些事情时肯定能感觉到其中的不易。其实不用说深山，即便是在北京，在咱们所住的区域去做垃圾分类都很吃力。
<正文>
1. “历史演变到今日，是一个要改变的时期”，你认为在当今社会有哪些问题越来越激化，需要做出改变？
郭芳：我来谈谈我的看法吧，相对来说我所处的环境相对比较单纯，对社会的理解还是比较肤浅，并不是很深入。结合我的切身体会，我觉得现在的通货膨胀太严重了，因为这关系到每个人切实的衣食住行（问题），商品不论品种其价格都是不断上涨的趋势，因此刺激老百姓去投资，但我觉得热钱到某个领域就会造成该领域的经济泡沫（问题），而财富最终还是流落到了富人的手里，而通货膨胀就拉大了贫富的差距，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改变的。
第二点就是目前很多领域都是以经济指标为标准的原则，我觉得这个（现象）也应该适当的有所改变，例如在医疗或教育等非盈利机构中，一旦经济指标与道德、人文甚至法律产生冲突的时候，往往都是后者给前者让路。梁先生曾经也说过经济力量在任何社会的渗透力都是很强大的，所以如果单纯以此为最主要的参考标准、参考原则的话，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混乱，所以我觉得在一些非盈利机构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这种标准。
还有一点是有关于一P专政，没有监督，监守自盗的事情不可能减少或杜绝。
尽管大家会觉得现在社会有些乱、有些复杂，甚至觉得暗流涌动，但我觉得社会还是在进步的。比如离婚率的升高，从侧面也反映出人性的解放，以前不离婚不代表（伴侣关系）过得很好，而且（不离婚）就没有新的选择权。而能听到关于一些阴暗面的消息，则说明现在社会信息交流的渠道日渐发达，有更多的信息可向公众公开，（是社会）更加透明，也反映了媒体监督、曝光力度的提高。
在我小时候（初中时期），社会相对于现在较为单纯，但耳边已经有人在念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叹，时至今日，仍然能够听到类似的声音，因此我想可能很多时候人们会把自己的不幸和不努力都投射到对以往的怀念中，但（对于）社会进步（的一面）他们却未看到。所以我觉得不论社会怎样改变，如果人们自己不跳脱出（自身的）狭隘与局限，就（总）会如同文章所说“莫不唉声叹气，痛风气之不古，若有不可终日之势”。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曹凤娇：我想谈谈我的看法，是关于现在老年人的退休金所用的都是年轻人的钱（当下的年轻人所缴纳的养老保险）来支付的，以后老龄化的问题将日趋严重，年轻人缴纳的税款可能无力承担如此庞大的老龄化群体，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的养老问题该如何解决？
还有就是环境问题。现在很多人不解：为何自己能做到良好的生活习惯，却还是生各种病？这时（有的）医生就会说，中国人你就凑合活着吧。
何沂：我感觉信仰、诚信、以及人与人之间信赖感的问题都比较困扰我。现在喝奶、吃白菜、吃包子、炒菜的油等等，好像什么都是不安全的，而且这种不安全已经逐渐升级到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这就要求（每个）中国人在吃、穿、用每一个方面都得当专家，这样会使得大家很累，而且（造成了）每个人都不信任别人。我妈妈和她的朋友前一段时间去了趟美国，去之前猜想那里的生活节奏都很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很冷漠，但真正到那里却发现，在她们两个人迷路且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当地的热心人主动帮助她们，用自己的车子把她们带到了所住酒店的门口；在她们（观光）拍照的时候，就经常有路人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忙拍照。
李莹：我想说的和何沂师姐提到的这点有类似，就是（担忧目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也包括国与国之间，很多问题是因为相互间的不信任感（产生的），但确实我们不知道怎样去改变。一个方面是我们不知道如何给自己安全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方面我们就更不知道如何给他人营造安全感，因此在我们的眼里他人都（好像）是有攻击性的，不知道何时就会伤害自己，于是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有各种的戒备心，但同时我们又都不敢去做第一个去相信别人的人，没有勇气去迈出第一步——尝试信任他人。
第二点，我接着郭芳姐的观点说说。我前两天与一个搞收藏的人聊天，他说道中国确实通货膨胀比较严重，据说第六套人民币马上就要出来了，面值最高是1000元。
高傲：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教育问题。昨天我与一个学数学的孩子交流，听他讲完关于数学的内容，我感触很多，感觉西方的数学是以哲学（体系）作为支撑的，例如其中他谈到“是否”与“是非”的区别，“是”的外面全是“非”，而“是”与“否”之间有一个领域是未知的。而整个亚洲的数学，虽然计算能力很强，但没有（深刻的内涵）思想。所以通过这次谈话，我感到在西方学好数学真的是可以指导生活的。另一点就是关于文化（素质）的培养，其实应该是浸润式的（而不该是一味填鸭式的灌输），更重要的是注重对人性本身真、善、美的挖掘。
还有就是感到目前的形势比较混乱，既然问题很多又理不出头绪，那就干脆乱了才好，全部乱了就可以（全部推翻）重新来过。
李莹：我和男友讨论（医生被伤事件）时，他就说，砍医生砍着砍着就好了。我很愤怒，但他就说道，只有这类事件发生得足够多了，zf才会（足够重视并）采取一定的措施去改变这种局面。
李林溪：我看完这篇文章首先想到的是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⑥。我发现现在大家都能看到问题了，以前不是这些问题不存在，只是我们可能没发现或者没说出来而已。
还有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食品安全（问题），前一段时间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那其中所展示的那些食品的制作过程是很不符合现代工艺制作流程的，制作者用脏乎乎的手（给食物）涂抹酱料，在未经过消毒的情况下将食物摆放在毫无遮盖的场地上晾晒。但大家看完这部片子都对中国这些（很有特色的）食品予以认同，并未被这种制作流程所影响。而且这里有个数据，就是在片子播出完第一集后，淘宝上的豆干的订单量由此而翻番。而且还有一本书叫《吃的真相》，（其中揭示了）那些我们原以为家庭中自己制作的是最好的东西，但其实实质上与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反映的一样，在整个工艺过程中隐藏着很多问题。现在关于食品安全问题，我们慢慢能够意识到了。
在之前讨论的文章中提到过人生的三种态度：逐求、厌离、郑重。是否我们都需要一个向外逐求的过程，（之后）才（会）逐渐重视对内心认同？而有人直接就奔着对内心的认同去了，但基本的温饱问题却尚未解决，这就容易出现：步子拉得大了就容易拉着胯。
范金虎：前两天听了一场白岩松的讲座，他在开头就提到当今社会最大的问题：错位。领导干部忙着升官发财、出国移民，而如同咱们这般的普通百姓却在关注着国家的命运、讨论国家的前途。但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我们大家坚持在一起思考、讨论，并在自己各自的圈子里与更多的人交流，产生共振，（就一定会产生积极、正面的效果）。我相信不单单有咱们这样一个集体存在，国内一定还有类似模式的团体，也相信最终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局面。
我举一个去年关于所得税税法修改的例子，最后影响所得税起征额度修改决定的重要因素是网调中网民的意愿。在民意不可违的情况下，所得税的起征额度定在了月收入3500元，较原来的3000元提高了500元。而在我看来，这500元体现着历史进度上的意义，它（表现出zf）重视民众的呼声，也可以看出执政P也在关注民生的诉求。（那次网调中）我也是那几十万投票民众之一，（投票）当时感觉自己投票的力量很渺小，但汇聚起来竟有如此的效果，这个结果让我很欣慰。所以社会制度的发展，还是让我看到了希望。
前两天听到一则笑话，是关于是否让美国人参加黄海军演，有人说让他们来，让他们来占领我们的（地盘），然后我们就能够变成美国的一个州，而美国选举是按人头投票的，那么我们选出的总统肯定是中国人。
我还是相信社会的发展肯定会越来越符合人性的需求。
黄芊：我比较赞同李林溪所说的，就是在（社会）局面较为混乱时也蕴含着转机，就如同先秦时期社会纷争，却恰恰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前几天与一群朋友聊中医，想到当年我还在上学时，一个同门在东直门（医院）给老师灌输四逆汤的好处，结果被（老师们）安上了精分的帽子，但现在大家对附子这味药的接纳程度就要好一些，甚至很多现在的学生很难理解我们当年（在临床上）起步用四逆汤时的艰辛，这就证明（从那时到现在）逐渐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在当年的环境中，很多信息沟通并不顺畅，在中医界一直是学院派当道，我们这条路就很难走，但现在有五花八门（的思想和理论）在慢慢起来，并逐渐得以与之抗衡，我觉得这就会有很大的转机蕴藏在其中。
关于医保问题现在也是讨论很多的，小道消息说是医保因去年炒股赔钱而亏空，所以今年开始给各个单位限制医保花费的额度，并说明超出额度的部分医保就不付而由（各医疗卫生）单位自行承担。并且开始严抓（就医）实名制问题，并频繁因此问题约谈各个（医疗卫生）单位（领导）。当这件事情刚刚出现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紧张，并会互相怀疑、指责，担心被医保停（医保定点）牌，但当事情波及的单位越来越多，成为一种普遍状况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觉得虱子多了不咬，并且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问题可能在医保那边。所以这样的环境也让大家再次变得团结，我觉得也是混乱的状态中好的一面。
李林溪：我记得《中国士人的心理》那篇整理稿最后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就是“文革之后，为何改革变得很容易”，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认识到（社会）要非变革不行了。我当时举了个拧毛巾的例子，就是把毛巾拧得越紧它往回返旋的力量就越大，但我担心的是一再的拖延改革，是否会错过最好的时机？但是像高傲说的非得到社会乱了才（能变革），我倒觉得可能不至于，因为记得涛哥曾讲到过“我们要不折腾”，当时就让中外媒体都很头疼的是怎样把这个“折腾”表达出来，其实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是把握住现在的局势加以修正就是最好的，不是他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当下或许就是最好的（时机），主要是看下面的路怎样走。
刘畅：我也感到在一个各种声音都很强烈的时代，其实更能迫使大家去思考，究竟哪个是对的。因为如果周围所有的声音是统一的，那么我们可能根本就忽略了去考虑这件事情是对或错，思想上的惰性会趋同于大家默认的做法。那么当有人提出不同观点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去对抗，但同时这个问题就被清晰的摆在这里了，那么究竟怎样是对的，相信每个人凭借内心的良知和诉求都会得出正确的答案。所以我也觉得异样的声音越多越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
2. 在自己的生活中，是否曾有过“陷入苦闷”、“落于被牺牲”的状态？请试与大家分享。
何沂：“陷入苦闷”、“被牺牲”（的状态）相信大家都应该经历过，特别是在国内的教育（制度中我深有体会），我高中就读的中学是一所区重点，学校的水平处于中上等，对待学生的政策主要是要求升学率，每天都要灌输大量的知识，课业繁重，因此到现在我做梦还是会梦到自己回到高中的场景作业还没做完，通过信息渠道了解到日本的学校也有类似的问题，而关注到欧美的教育方式则相差较大，他们的原则是教育需能很好的指导生活，为生活所用，所以教育学习的内容不在多而在实用，并且是一点点灌输的。所以我就在感叹我的青少年时期就这样被（这种应试、填鸭的教育模式）牺牲了。
刘畅：那么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历。今天中午我们单位有开会讨论关于医保限额控制和（就医）实名制的问题，会议进行到最后，领导说“希望每位大夫都病人安抚好，别有事没事就让他们跑上来找领导（反映问题）”。那么就医保限额的问题，单位的处理方式是将全院的费用限额依照门诊量等问题考虑，给每位大夫制定限额标准，如果年终时出现超额，医保说明他们那边是拒付的，那么就需要单位自己承担，而单位没有明确内部的处理办法，所以很可能就得医生自己掏腰包补这个窟窿，而以医生现有的待遇可能白干一年都无力填补。而且要求医生不能推诿病人，但试想如果你是医生，你的医保份额已经用完，而患者找到你开药，如果不推荐病人去其他大夫那里，那么该如何处理？而领导却在强调医生自己要安抚好病人，不要找领导的麻烦，那么我们的感觉就像是被推向前线的小兵，在一线任打、任骂、任砍都不会有人管，退路也已经封死了。所以现在这个局面让人很心酸。
梁先生：我们现在看到的乱象很多，但我感觉这些都应回到最基本的层面：不论何种主义，它都不敢挑战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关怀。包括希特勒他在实现他的理想的过程中，也不敢直接挑战（这一原则），而赋予自己的行为一个看上去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我们现在不信任旁人，或伤害旁人，其实都是在这个层面上出了问题。例如，我们对学生不信任，于是就像半夜鸡叫似的，每天5点把他们扥（dèn）起来去念书。我目前在接的一个案例中，孩子就读的学校对（学生）午饭的时间、回宿舍的时间都是卡死的，到时间就锁门，看起来就和监狱的区别不大，那么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对学生的）不尊重、不信任。领导对你们如果是这样掰着手指头算账，其实也是不尊重、不信任。而这其中（所讲的）尊重和信任不是放弃对医保额度使用的管理，而关键在于（管理者）他得感同身受的去设计制度、运行制度，而不是雷响了我们在去弄，（如果）没超（额）那么就这么走。
在这本材料中主要讲到的是科层化，就是要把工作部署得结构化、制度化。在我们刚开始做事情的时候其实没有分科，而是后来为求工作方便而分的科。但分科就像（将整体）切块，切到最后就变成肉末了，从而失去了系统的评估、考量，则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这种分科的设计有时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分级别、分部门、分资源。包括像医保的制度设计和管理，其实很多地方都不合理。最近在看了《心术》后，我就在又思考器官捐献（制度的问题）。我曾经向《北京青年报》投过稿件，最终未予登出，其中我是以读者来信的口吻呼吁：能不能让申请器官捐献者的家属首先参与器官捐献。因为中国需要器官捐献的人很多，而如果大家（只是）一味（要求）别人捐出器官来救助自己的家属，却又不认同、不接受自己捐献器官，这就形成了责任和权利不对等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只要利益、不愿付责任的人却说自己可怜，别人冷血。这种事情硬办是进行不下去的，所以就需要有制度设计，就像献血者的本人和家属可优先享受限量免费用血的待遇一样，以此来实现责任和权利的对等，而且需要通过立法的制度来加以约束管理。之前出现过一白血病患者在做完骨髓移植的前期准备后，其骨髓捐献者突然反悔，提出不愿捐献，致使该患者的处境较治疗前更为危险，而目前的法律并没有相关条款规范捐赠者的行为，这说明了立法的重要性。因此可以有这样的一条解决途径，首先申请器官移植的家属或患者本人要承诺（日后）捐献角膜、骨髓（或其他健康的器官），再有就是使用医疗资源时，例如享受医保的人，享受到某一额度以上时，需做出承诺（回馈社会）。因为社会给了你支持，那么你对社会的担当也要反映出来。这样一来很快这些局面就都缓解了。而科层化使得掌握决定权利的人感觉不到制度设计（缺陷）带来的直接危害，他本人没有被这种（制度）推着跑，所以他也不着急，而只是喊喊口号、刷刷标语。
关于喊口号，我们“P政分家”喊了26年，“财产公布”喊了17年，我们喊了N多的口号，有哪个落实了？为什么落实不了？不是不能落实，而是有决定权的人不想落实。曾经P把麻雀累死这样的事都做到了，是因为他想干所以就能干成，而现在这些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他不想干。
这些改变怎样来实现？也得靠大家的觉悟。包括我们大家希望自己的生活品质（更）高，也需要如此。张维迎就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你要幸福，你得使旁人幸福”。问题是这样的道理有人不信，而却相信是通过损人实现利己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逆向淘汰，劣币驱逐良币，所以我们就看到破钱永远在流动，新钱都收在钱包里。
那么器官捐献这件事之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制度设计，是因为上层人从来不会被器官来源不足的问题所困扰，他根本不用发愁这件事，所以就根本不关心这件事。这样一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决策者和体验者（完全）是两套系统，其间唯一的沟通可能就是汇报，从中来获取自己感受不到的信息，而他们又做不到像朱镕基（当政）时的汇报（制度）。朱镕基当政期间听取汇报是最有意思的，有独门绝技的措施，他在听取各级领导汇报时要求对方不许带秘书，这样一来就要求汇报人要做好功课，熟悉自己整个的部门情况，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汇报人耍滑头的问题，而且督促其平时不敢懈怠，至少在这种互动当中迫使这些官僚不敢太往上飘。我认为这就应该可以制度化建设，而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马上（向公众）公布，当面对公开公布时，公布人就会更加谨慎，说谎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而这就可以呈现出一种自然的（社会旋转）状态，而不必再找个纪检委来盯着。实际上就是从互动当中实现了机能的转变，因为公开（的这种做法）本身就让很多的问题不敢那么放肆。
我们为什么被牺牲？比如超时工作；比如《心术》中出现的在医患纠纷剧烈出现打斗时，主治医生立马丢下其他弱小的同事，自己就跑到办公室躲起来了，其实院长干的也是类似的事情，就是他先闪人。那么这些事情怎么解决？真正的问题出在体系上，大家是对体系失去了信任，要保护自己就要向对方表明：体系是体系，我是我。以此来增加对方对你的信任。
在我们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自己先主动open、先表达真诚，要有勇气相信对方，把主动权先给对方，这样的人际交往环境才能够放松，他人也才更愿意信任你。如果我们想改变环境、改变关系，那么首先我们自己要改变。我们怎么能让周边和我们打交道的人体会到我们的温暖？真正的尊重，真正的信任，真正的以人为本。
3. 你怎样看待近年来中国渔船被扣事件频繁的现象？
4. 目前黄岩岛事件中菲对峙，而其中的“香蕉”事件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背景提示：1在中国加强对菲律宾香蕉进口审查之后，据最新消息显示，目前很多滞留在中国港口的菲律宾香蕉已经腐烂，目前损失已达10亿菲律宾比索，约合1.48亿元人民币。 2去年海南香蕉“白菜价”。这两者之间是不是能看到什么？中国果农的利益由谁来重视和维护？）
刘畅：（1）被扣渔船背景资料介绍⑦
为何中国渔民常以侵入他国海域进行非法捕鱼的方式获取利益？
（2）香蕉问题背景资料介绍⑧
渔民和蕉农的利益怎样才能被保护？这其实牵涉到我们每个人的利益。是越界？还是维持现状等待？
杨卫：我有个同学在读军校，最早时是中国渔民在钓鱼岛附近捕鱼与日本（舰艇）发生冲突，我就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其实那些渔民都是军人伪装的，是一种争取争议地区主权的手段。
黄芊：想到白岩松之前的报道，是在（纪念）“9·11”（事件）期间参观报纸博物馆时发现，在当年事发之后，全球其他各国的头版头条都对此事做了报道，唯独中国的报纸头版头条仍是关于国事访问的内容，而只在不太起眼的位置带过有关“9·11”消息。所以当时白岩松就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与他国都是不一致，那么单靠经济援助是无法换取真正的朋友的。所以结合一些中国的做法，感觉中国的一些观念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普遍观念还是有差距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改变自己，而继续用现行的、却已然表现出行不通的方式去和别国打交道，我觉得有些可笑。
另外，国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一直认为国外的月亮格外圆，所以进口的东西都是最好的，同样的我们出口的东西也是最好的。包括中医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与西医相比，人们总认为西医是国外传进来的，很先进，中医却只用三根手指去诊察，不可信。另外中医有“老中医”一说，年轻中医是不吃香的，所以曾经一度我去理发时总（开玩笑地）嘱咐理发师给我剪一个看起来老一些的发型。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作为一个个体能改变的可能很少，但当我一直不断的去做正确的事情时，很多时候回馈的效果会很好。例如曾经有个病人需要自己批发些药材，但却不知道去哪里买秤，当时我没有找到能够帮到他的联系电话，事后想办法帮他找到了解决途径，于是通过他就诊时信息中留的联系方式打电话给他，当他接到我的电话的时候很高兴也很意外，他没想到只是一个小小的秤的问题，而我会如此帮他关注。而当时我自己的想法只是这是我能办到的，那就帮他一下，并且他是一个态度认真的病人，我也希望用我的认真去回馈他。之后的结果就是他介绍了很多人来找我看病，包括有的患者会每月打飞的来找我复诊。
但其实有时候自己一个人要进行一些正确的事情会很艰难。特别是像我这样社会经验并不是很多（的人就更是如此），而且当我去坚持原则的时候，很多声音就会对我说“你就磨圆了吧，那样世界就会好的”，所以一个人坚持会很艰难。而像我们有这样一个团队，大家定期会有些正面的力量灌输到自己身体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于个体的而成长还是对于整个群体来说，都会越来越好的。所以我觉得，第一，自己要坚持做正确的事情；第二，不要自我孤立，要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大家互相鞭策、进步。
李林溪：关于渔船被扣事件，首先想到的是前年的《国家地理》中提到我国近海的生态环境被破坏得非常严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我国近海的鱼几乎被赶尽杀绝，目前的现状更是如此，所以渔民要越界捕鱼。
另一点是，当事件发生时，很多国人说其实那本就是我国的海域，这也表明很多时候我们的边境线划得不是很清楚，那些所谓的争议海域，双方（国家）说不清时，他们（渔民）往往会打擦边球，在其中折返航行，以捕得对方丰富的渔汛资源。所以很能理解为何邻国对我国的渔船很不待见。
另外在外交方面，中国渔船被扣之后国人的反应很激动，尤其是在朝鲜的那起渔船被扣事件时，很多人甚至会喊打过去。而也有人说，那些被扣的人虽历经磨难但最终还是被放回来了，这说明外交上还是有运作的，而这其中并非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的事情，这其中肯定有利益的拉锯，但这也就是（外交的）魅力所在，而不仅是他们只表示的那些严正的抗议。
黄芊：还有很有意思的就是，（人质及渔船）刚被扣的时候国内整个媒体都被点燃了，而到释放的时候却就悄无声息了。
全贞雪：包括现在的中菲问题上，网上主战的观点更多一些。我觉得这其中还是有一些国内的问题，比如自身（社会状态）的不平衡，就如同三国时期，诸葛亮需用打仗的方式方能维持国内完整、一致的局面，可能大家也需要一个压力释放的途径吧。感觉关于渔船事件的问题很复杂，毕竟其中不只是渔民，也有一些民兵。而且确实以前越战的时候，也出现过民兵化妆成渔民进行军事活动。我觉得可能不光咱们国家这样，其他国家可能也用这种方式互相试探。
梁先生：这个问题如果从海权的角度去讲的话可能更有意思。我们近海资源枯竭的现象是肯定的，当初我在插队的时候就深有体会，大家砍柴就是如此，出门能走两步砍到柴就绝对不会走三步。理论上应该是砍一片地区后，让其缓一缓，然后空开一里地，给它们一个生长的机会，而我们不，就是懒，一砍就砍光，最后就是附近三十里地全都砍秃了，就造成了大家都偷懒就大家一起完蛋的局面。这就是第一点，我们自己的利益平衡没有把握好。
再有就是，现在产生问题的不是明海部分，而是200海里经济专属区，而就这一问题美国是至今未予以承认的。我国愿加入其中的起草文件始于1973年。世界上没有国家相信中国会在这个协议上签字，因为作为中国来说签署这份协议其实是吃大亏的。因为若邻国向外延伸200海里的领域，那么中国自己就没地方了，而加之中国的海岸线是伸展不出去的，所以不签署其实是合算的。这就牵涉到国家利益的选择，而毛*那阵子就要当第三世界的头，要给第三世界做主，因为当时捕鱼业发兴旺的都是发达国家，他们的渔船设备优越，很快就到其他国家海域捕捞，所以一定是穷国希望保护得多。所以中国在这个协议中是吃亏的。（在这次中菲对峙的事件中，）菲律宾企图拉动美国（卷进事件）的动作被人嘲笑，因为美国根本不承认这条200海里经济专属区协议，所以它根本不可能表态支持，否则自己就要签约。世界各国的关系中，一定是丛林法则，没有公理，一定是强权，所有的外交都是以强权为基础的，你力量不够你就是瞎掰，你只能叫唤，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我们居然就去投了这一票，结果就把自己给箍住了。
另外，我们总是讲海军是人们子弟兵，那么（和平年代）他们应该做什么？又不用去打仗，也不用韬光养晦，那么应该做什么？备那么多军舰做什么？按理说就应该有护渔的任务（职责），维护国民的利益。李承鹏：不爱国民的主义不是好主义。光让爱国，但谁来爱国民？国民的权力谁来保护？最简单的我们能够看到，国外一旦打起仗来，中国的侨民是最倒霉的，而美国的侨民是人家不敢动的，为什么不敢动？因为美国有军事力量制衡。包括最近中国清理“三黑”，在尼日利亚的华人被抓了很多。这就说明对于国家对国民的关心、国家和国民是不是一回事这件事情上就有极大的质疑。这和我们现在说到的两层化实际上是相同的。所有人在与人打交道中，其实都是按照你默许的方式和你打交道。我之所以能够不断的侵犯你的利益，那么一定是你认了，所以我可以继续按这种方式（和你）打交道。
作为基层的民众，他们的利益如果得不到zf的保护，那么他们应该有个（维护）自己（权益）的团体。而我们国内的情况是，一旦要成立团体，zf就害怕，怕跟自己造反。这份报告中就讲到了，在自然社区中，我们P没有能力办小事，所谓小事就是渔民如何能捕到更多的鱼，或捕鱼时被扣，这些都是它所不在乎的小事。如果你不在乎你的国民，那么反之你觉得你的国民会在乎你么？这必然产生一个互动的结果。
还有就是说到越界的问题，说明我们不尊重规则。在国外有时也有越界的情况，比如像英国和冰岛之间，但没有出现如此粗暴的面对问题的情况。
曾经有个很有意思的经济学问题：为什么猪越养越多，而鲸鱼越来越少？道理在于鲸鱼是没有主人的，而猪是有主人的。因此对于鲸鱼大家抱着先到先得的态度，而却不敢去动别人圈里的猪。这同样也是责权力的问题，当没有责任的时候局面就开始混乱。其实就是在最基本的点上出现问题后，其后的问题就会千奇百怪，但仔细归纳起来肯定还是在基本点上出的问题。就包括当病人不信任医生的时候，他如何能实现他的权力？
曾在济南的农贸市场遇到位卖米的老大爷，他的米袋上写着48斤，但与别人标50斤的米是一样价钱，他的米旁边放着个塑料口袋，内装两斤白砂子。他说，要是买米，如果你需要，我就把砂子帮你掺进去，如果不需要就直接买走这48斤米，别家的米跟我卖的这个一样，只不过他们标的50斤米里掺好了2斤白砂子，你看这砂子是我帮你掺，还是你自己拿回去，还是你干脆就不要？这种事情的出现就表明这种市场制度的设计没有发挥作用。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也不难，只要我们都回到基本的原则上，一是规则至上，没有任何人超越规则；另一个是尊重、信任。
由于时间问题，未能在会上讨论的思考题：
5. 在大剧变期，怎样才能站立得稳，并发挥创造力？
6.切实做到“不畏难，不退避”，靠什么？
注释：
①最美教师
张丽莉，女，1983年生，大学本科，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和班主任。2006年从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03级本科班毕业后，分配到佳木斯市第十九中任教。
2012年5月8日20时38分，在佳木斯市胜利路北侧第四中学门前，一辆客车在等待师生上车时，因驾驶员误碰操纵杆致使车辆失控撞向学生。危急之下，教师张丽莉将学生推向一旁，自己却被碾到车下，造成双腿截肢，骨盆粉碎性骨折，另有4名学生受伤。目前张丽莉开始进行上肢康复训练。
②最美司机
吴斌是杭州长运客运二公司的快客司机，跑杭州-无锡路线。5月29日中午，他驾驶浙A19115大型客车从无锡返回杭州，车上有24名乘客。11时40分左右，车行驶至锡宜高速公路宜兴方向阳山路段时，突然有一铁块从空中飞来，在击碎挡风玻璃后，砸向吴斌的腹部和手臂，导致吴斌肝脏破裂及肋骨多处骨折，肺、肠挫伤。在危急关头，吴斌强忍剧痛将车辆缓缓停下，拉上手刹、开启双闪灯，完成一系列完整的安全停车措施，并告知车上旅客注意安全，然后打开车门，安全疏散车上的24位旅客。最后，吴斌因伤势过重瘫坐在座位上。6月1日凌晨，吴斌经抢救无效离世，享年48岁。
③汽车超速行驶的危险性分析
汽车速度越快，它所蕴含的能量就越大，对人的生命安全造成的威胁也越大。相应地，从人的心理角度讲，一辆慢速行驶来的汽车和一辆快速飞弛而来的 汽车在人的心理上所引起的恐慌程度是绝对不相同的。这就是人类心理中普遍存在的对能量的恐惧性。速度，除了能使人们产生恐惧、惊慌的心理，同时还能带来许多生理上的反映。
A．驾驶员的视力与车速。驾驶员在行车中的视力是随相对运动速度的加快而变化，车速越快，视力下降越大。据资料显示，当车速达到 72公里/小时，视力为1.2的驾驶员此时会下降到0.7。另外，眼睛至焦点的视认距离也随车速而变化，当行驶速度为60公里/小时，视认距离为240 米，80公里/小时为160米。也就是说，车速提高1/3，视认距离将减少1/3。车速对视力的影响是超速行驶肇事的生理原因之一。
B．驾驶员的视野与车速。眼睛注视一个目标，注视点以外一定空间的物体也能看见，这个空间范围称为视野。正常情况下，双眼视野可达160度。驾驶员的视野与车速密切相关，车速越快，视野就越小，注意点向远伸展。周围景物就难以看清，车速为40公里/小时，视野为100度；70公里/小时时，视野为65度，100公里/ 小时时，视野为40度。
C．速度对驾驶员及行人判断准确性的影响。在行车过程中，驾驶员对对向来车的车速是很难做出准确判断的。在实验中，改变两车相对行驶的速度，要求驾驶员判断如果两车发生下面碰撞，碰撞地点将在何处。试验结果表明，无论两车速度如何改变，驾驶员总是认为两车将在其中位置相撞，这说明驾驶员对前方来车的速度和距离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对方车速越高，判断的误差越大。很多超车时发生的正面碰撞事故，都是由于这种判断失误造成的。同样，行人也存在这样的判断失误。行人横过马路，观察车辆时，只能感知车辆与自己的距离，对于车辆行驶的速度，则很难做出准确估计，除非车已行至身边，才能感觉出它的真正快慢。
D．超速行驶的危害性。由于车速的快慢，对发生事故和造成事故的严重程度，有着直接关系，因此超速行驶所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几点：（1）超速使车辆的安全可靠性降低，直接影响驾驶操作的稳定性；同时易造成车辆与部件的损坏。（2）碰撞时冲击破坏力大，多为恶性事故。（3）在制动效果上，车速每增加一倍，制动距离约增加四倍。（4）超速行驶时，驾驶员精神紧张，心理和生理能量消耗大，容易疲劳。（5）驾驶员会对相对运动速度的变化估计不足而造成措施过迟，影响整个驾驶员操作的及时和准确性。（6）在弯路上行驶，由于车体的装载重量和车速与横向离心力成正比关系，车速越高，横向离心越大，就越增加了操作困难，稍有不慎，车辆就会驶入别人的车道，而造成交通事故。（7）在弯道上行驶，车辆的稳定性降低，由于横向离心率的大小与车速成正比，车速快易发生翻车事故。（8）在弯路上，视距短，不利观察，夜间行车时灯光照射不到弯处，更难发现前方情况，盲目开快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④钟摆效应
物理学原理告诉我们：当一个摆锤所处的初始位置越高，那么根据动能和势能转化原理，它摆过最低点后能够到达对面的位置就越高。 这一原理告诉人们，他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社会地位越高，他对社会造成的或好或坏的效果也就越大。所以身处高位的人一定要随时注意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利，如果他能够用来为国为民做好事，那么他的位置越高越好。如果他总是想利用手中的权利来做一些不恰当的事情，那么他的位置越高，他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也同样巨大。
⑤自杀教师
赵鹏，生于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教书，出事前担任高三年级班主任。2012.4.28一早在校服毒自杀。馆陶县一中是馆陶县唯一的一所高中，实行封闭式管理，每个月只有一天假期。学生和老师过着格式化的生活，按照固定的程序每天周而复始。
每个班主任，负责五六十名学生的各个方面。冬天，教师需在6点之前，赶到办公室签到，6点10分和学生一起跑操。包括早晚自习，每天13堂课，上到晚上10点左右，班主任要到宿舍确认所有学生都在，等学生上床熄灯后，再回家休息。高中阶段各种模拟考试、会考、月考、周考、小测验要有100多场。到了高三，所有的科目都有周练，月考更是雷打不动。每个月，学生放假休息一天，而这一天，老师们要把月考的试卷判完。到每年的暑假、寒假，班主任也不轻松。按规定不允许补课，但补课已成为惯例。高一的假期还能休息，高二、高三的寒暑假，因为补课，只能休息10天左右。而做班主任每月只是多200元津贴。
赵鹏家境贫寒，毕业时找亲戚借了2.7万元，才补齐了大学学费，拿到毕业证。2008年，经人介绍，与馆陶人民医院放射科护士结婚，太太是非正式员工，每月基本工资308元，再加上60元补贴。而他自己月基本工资仅有1450元。2010年底，他们有了儿子。2011年，新房交付，首付加装修，又借了7万元，每月要还房贷630元左右，孩子奶粉需要五六百元，每月固定消费上千元。此外，家里还有13万元的债务。
赵鹏在学生眼中是憨厚耿直的老师，有学生称跟他关系很“铁”。2009年，赵鹏曾带一个高二班，一名学生违反纪律，学校要开除他，赵鹏说“开除他，先开除我”，最后保住了那名学生，从而深得学生爱戴。
⑥狄更斯《双城记》开头（原文）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in short, the period was so far like the present period, that some of its noisiest authorities insisted on its being received, for good or for evil, in the superlative degree of comparison only.
⑦被扣渔船背景资料介绍
据《证券时报》（www.stcn.com）统计，2011年11月以来已发生多起中国渔船被扣押事件。
（1）日本拦截一中国渔船并逮捕船长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长崎海上保安部11月6日逮捕了一中国渔船船长张天雄，理由为涉嫌违反“渔业法”。
据报道，北京时间6日9:30左右，张天雄驾驶代号为“浙岱渔04188”的渔船，驶入了长崎县五岛列岛西南约60公里的鸟岛西北约5公里处的日本领海内。长崎海上保安部的巡视船在发现后向“浙岱渔04188”发出了停船命令，但“浙岱渔04188”却没有停船，而且调换方向逃走，在追赶了约四个小时候，在鸟岛西部60公里处日本巡视船拦截了“浙岱渔04188”，并于6日下午3点左右逮捕了船长张天雄。
（2）韩国再扣三艘中国渔船韩媒要求“强硬镇压”
据环球时报报道，韩国媒体11月21日消息称，当地时间19日凌晨3时许，韩国济州海洋警察署动员警备艇、直升机等，抓扣了3艘涉嫌“非法作业”的中国渔船。海警方面称，在抓捕期间遇到了中方船员的抵抗，有5名海警负伤。
报道称，据韩国济州海洋警察署方面介绍，今年以来，韩方共抓捕了54艘涉嫌“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并对其中的9名船员申请了拘捕令。针对中国渔船“非法捕捞”现象，韩国海警确立了“强力应对”的方针。
（3）菲律宾海军以“非法捕鱼”为名扣留5中国渔民
据人民网报道，菲律宾海军12月3日在菲律宾巴拉望岛南端靠近巴拉巴克海峡的海域，以“非法捕鱼”为名扣留了5名中国渔民(ABS-CBN新闻网报道称有6名中国渔民被逮捕)。菲律宾海军西作战指挥区司令佩尼亚称，被扣留的中国渔民均来自中国海南省，目前已经被带往普林塞萨港，菲律宾海军将对其进行指控。
（4）日本长崎海上保安部抓捕一中国渔船
据日本媒体报道，12月20日凌晨，日本长崎海上保安部在长崎县五岛市鸟岛西南87公里处，抓捕了一中国渔船“浙象渔16号”。此渔船上有11名渔民，海上保安部以涉嫌违反外国人渔业规制法现场逮捕了船长钟进音。
据人民网援引日方发布的信息，钟进音涉嫌于北京时间19日晚间9：30左右在鸟岛东北四公里处的日本领海内捕鱼，在此处巡逻的日方巡视船发现后发出了停船信号，但“浙象渔16号”却没有停船，之后三艘日方巡视船进行了追赶，经过6个小时后，在鸟岛西南87公里处抓捕了“浙象渔16号”。
（5）3艘中国渔船遭韩国扣押交1亿韩元押金后被释放
据韩联社12月21日消息，韩国海警当天抓获了三艘在济州岛附近韩方专署经济区（EEZ）进行“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
据环球网报道，济州海洋警察署21日宣称，当天上午11点30分许，在济州市遮归岛以西100公里海上抓获了两艘进行“非法捕捞”的中国双拖网渔船鲁荣渔2187号（75吨）。这两艘渔船捕捞约4千至5千公斤的鱼类后，在作业日志上“虚伪记载或故意漏掉捕鱼量”。西归浦海洋警察署也在当天上午9点30分许在马罗岛西南方103公里海上抓获了未经许可进行“非法捕捞”的中国拖网渔船浙玉渔42328号（129吨）。
韩国海警在现场征收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5万元）的押金后，释放了三艘渔船。
⑧香蕉问题背景资料介绍
（1）《香蕉卖出“白菜价” 蕉农直呼“很受伤”——记者直击海南等地香蕉价格暴跌》
原本是香蕉大量上市的好季节，但望着眼前大片即将采收的香蕉，广东和海南部分蕉农却一筹莫展。“香蕉价格跌至谷底，烂在地里没人收”，可以用来形容目前香蕉产地的形势。自2011年5月以来，广东、海南等香蕉产区的产地收购价一路狂泻，甚至低到每500克0．2元至0．3元的“白菜价”。香蕉滞销，价低伤农，是什么原因让今年的香蕉价格坐上“过山车”？
在昌江县种植香蕉多年的文秋德和另外3个种植户承包了约3000亩香蕉园，近期也因为蕉价大幅下跌严重亏损。文秋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地租需要500多元，香蕉苗每株2元左右，再加上基础设施、化肥农药、人力等费用，一亩地投入就要6000多元，这样算下来，每斤香蕉至少要卖1元才能保本。“收购商很少，要卖也就是2毛钱一斤。我们今年是投入多少亏多少，心里‘很受伤’。”文秋德无奈地告诉记者。
（2）国产香蕉和进口香蕉的比较
从产品质量看，进口香蕉的外表很光润，没有斑点和发黑的痕迹，保鲜技术极高，装船后开始催熟，到岸时刚好成熟，很好看，一点伤痕也没有。而国产香蕉则不然，蕉农是一家一户地种，难以形成规模；收购时，这些产自千家万户的香蕉，大部分香蕉采用竹箩包装甚至直接装车，到达市场的香蕉已是遍体鳞伤，熏蒸以后常常会出现斑点和发黑的痕迹。进口香蕉主要来自菲律宾，越南或者泰国。进口香蕉可以在大的商场和超市买到，而国产香蕉一般水果店都有，产地主要在海南、广东、福建等地。
进口香蕉的价格上与国产蕉已经相差无几。购买时由于外观因素，进口香蕉明显占优势；如果同样成色的香蕉，国产蕉存放时间上较进口蕉更短。所以进口蕉的销售似乎更好一些。
从口感上看，进口蕉和国产蕉的口味也相差不大，国产蕉俗称“芝麻蕉”，口感好，入口即化，似乎更胜一筹，所以我也更喜欢吃国产香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