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音乐》整理稿
《谈音乐》思考讨论
何：就这篇文章，我查了王光祈先生的资料。他笔名若愚，属龙，四川人。在刚看这篇文章时，我猜想王光祈先生应该家境富裕，故能出国留学，出国后还能转专业，还转到了特别幸福的音乐专业，真是太美好了。查了资料，才发现他的人生波折非常地大。他在未出生几个月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特别辛苦地做工把他养大。他大概中学时就又失学又失业了，生活非常地潦倒，回到老家经历了很痛苦的一段。他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就外出打工，还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之后他好好学习，考入了位于北京的中国大学法律学专业，还找了一份工作，任职于清史馆，并先后担任了《四川群报》和《京华时报》的编辑。之后，他与李大钊等人发起组建了“中国少年学会”、“工读互助团”。“中国少年学会”还是挺牛的，他当年曾担任执行主任，毛泽东、赵世炎、张闻天、恽代英都是他推荐入会的。这个学会的信条叫“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在1920年，他赴德国留学，没我们想的那么幸福，他当时出国既不是公费，又没有家庭的资助，只能以卖文为生，生活非常地拮据。他最开始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因为他的爱国救国想法与别人不同——他反对以政治运动形式改造社会，而提倡以改造民族生活、复兴民族文化的方式改造社会——所以他选择政治经济学，认为使中国政治、经济方面慢慢发达起来，复兴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从这个角度来实现社会改造更好。待他到德国留学后，脱离了国内的社会团体，内心比较寂寞；过着田园生活，慢慢地引出了他对音乐的爱好。他对音乐的爱好从小就有，童年时他会吹箫、弹琴，中学时迷恋川剧。在德国待了3年以后，他慢慢地转向音乐，1927年他去柏林大学专攻音乐，读了7个学期，一直到1934年以《论中国古典歌剧》获波恩大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开东方民族音乐之先河。之后，他又写过《东方民族之音乐》、《欧洲音乐进化论》等著述。纵观他的论著，可以看出他音乐的研究方向主要是：1、音乐比较——中西音乐之比较；2、西方音乐——尤其是德国音乐的发展史；3、介绍中国音乐的历史、特点及精神；4、以西方音乐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音乐。他44岁就去世了，在他最后的一段时间，他在文中说希望借音乐之力，来唤醒民众，完成民族文化复兴的理想。他提出，可一面先行整理古代音乐，一面辛勤地采集民间流行的谣曲，利用西乐科学的方法，创造出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他尤其强调，国乐 “不能强以西乐代庖”，“必须吾人自行创造”，要有属于中国民族的灵魂在内才行。
好，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引子，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
1、你是如何欣赏音乐的？是否曾被深深打动？请分享经历。
先生：我那时候（的音乐）政治的东西很多，有一次我听音乐很感动，是在我叔叔家。我叔叔非常喜欢古典乐，有一次他放黑胶的唱片，听了以后感觉很好。是什么呢？是《艾格蒙特序曲》。当时我不知道是《艾格蒙特序曲》，就觉得真的很好，很受感染，很喜欢，大家听一下（播放曲子）。当时听到曲子后，就觉得跟听那种革命的歌曲不一样，但它不失雄壮，并非很纤弱的。它在一个很雄壮的前奏后又引出一个很悠扬的（柔版），以长笛来过渡。我当时就一下子记住了这个旋律，我家当时既没唱机也无唱片，那时也不让卖这个，但这个曲子我是记住了，《艾格蒙特序曲》。那时候大概是在1971年，最迟不过是72年。那时候都是唱革命歌，我父母对音乐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我叔叔、我婶婶是特别爱好音乐，自己还设计了一个唱片柜，专放黑胶唱片。（停曲子）大家可以回去再听。这首曲子气势比较磅礴，但不是狂躁。革命歌曲有时候弄着弄着就飘起来了，特别到文革的后期，已经没什么旋律了，“就是好，就是好，无产阶级就是好”——几近于一种嚎叫了。这从现代心理学来看，底气不足，把声喊出了、嗓门弄大一点，说明你对哲理的方面不信任了，就只好提高嗓门。如果你觉得非常在理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境是能平下来的，才能是音乐。在那个时候，除了我叔叔对音乐的喜好（影响外），70年后很多外来的音乐就进来了。尼克松访华，不可能给人家听“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种，所以像《美丽的阿美利加》、《草原上的火鸡》（疑为《火鸡在草堆里》）等美国歌曲开始给大家演奏。慢慢地，为了缓和两国（的紧张关系），开始邀请费城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来中国。那时就慢慢地了解到“无标题音乐”，像《艾格蒙特序曲》还是有标题的，但还有很多外国音乐是无标题的，特别是海顿的作品，他赋格的音乐，以管风琴演奏。大家知道管风琴，多在教堂里使用，声音特别的空灵、通透，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神圣）的感觉，在后面我们会提到，会形成一种氛围。听了这些（外来音乐），我觉着“除了样板戏之外，原来还有这种东西啊”。在那时候，我们就是革命样板戏，连我们这样的小朋友也演。大概是70年，河南，驻马店，我们就演过，当然像我们这些小朋友就演些解放军战士之类的。在那时因为只有样板戏，所以大家也耳熟能详，但它们没有《艾格蒙特序曲》给我的感触深。
程露涵：我是自己从小就爱听音乐，长大也弹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以后在我自己的屋子里，人是不用说话的，是要唱出来的。我在家里会按照自己的心情去放音乐。像今天没有班，在家贴壁纸就是，把音乐顺序排好，听，就感觉自己是泡在音乐里的。就像黄芊师姐讲的，水性好的人无论是漩涡还是怎样，很自由；我（听音乐），就是泡在里面的感觉。如果说我深深被打动的经历，还是去听演奏会，现在基本上能保证2个月去听一次演奏会，（听的时候）感觉是把自己交出去了，你没有自己了。那次去听巴赫的十二平均律，中间一首曲子我不是特别欣赏的时候，我去看前三排坐着的人，每个人都是在陶醉，在跟着动，极个别的人拿着望远镜在研究技巧，但更多的人是一种很陶醉的状态。想自己真正被音乐打动的时候，就是那种把自己交出去的感觉，就是你没有自己了，真的是这样。我觉得这篇文章里主要还是谈的乐曲，现在有些东西是歌曲，是有词的。我刚讲的理想“家里不说话”，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歌剧，当时迷恋《歌剧魅影》都疯了，我专门有一个硬盘里装满了音乐剧。我真觉得，人要用唱出了的，就绝对不会吵架了，会越长越舒畅的，是吵不起来打不起来的。所以，深深被打动的（时候），就是没有自己了。
黄芊：打动我的有几次，我就说最近这次。是我去台湾，日月潭的边上，刚一登上日月潭的时候，就老远传来了少数民族——应该是高山族的乐曲声，特别有山林当中的那种感觉。当时所有人都登山去了，我是循着声音就去了，就看见两个人在那里唱现场版本。我就一直在旁边坐着听，想办法去录，最后才想到去询问询问有没有光盘卖。后来买回来了，是讲“阿嬷”（奶奶的意思）的歌。听那个歌的时候，觉得他们是在唱他们自己内心的一种感情，里面没有太多的歌词，比较多的是“嘿呀—哦嘿呀”这样的东西，基本上是内心深处的一种吟唱，而且是在有山有水有树林的地方远远地有这么一段音乐传过来，感觉非常的美。我当时差点是最后一个登船的人，因为我买了盘，捧着盘，还傻呵呵在那听的状态。但是那个盘我不是轻易听的，因为一定要自己的心足够的安静才可以听，如果说心有浮躁的话听那个盘会烦死，因为它没有那么地激昂。但有的时候，你把家里的灯都灭掉，北京不是不夜城么——外面的灯光透进来，坐在自己的飘窗上面，把音响打到最大，听这个音乐，有时候有一杯红酒怎样，那个感觉会很好。
曹凤娇：我欣赏音乐的时候，我也是必须手头上没什么事情，心态很平和，才能听得进去，才能感受。有2种情况我会喜欢上听的曲子：第一能让我联想起很美好的回忆；或它有些东西能和我产生共鸣。我就会很喜欢。有一次听完会午休，在大沙发上休息，大背景音乐就是一首钢琴曲，循环往复，但我听得特别入迷，闭上眼睛那种陶醉啊，沉浸在畅想或是回忆里，特别美。那次我感受挺深的。还有一次我看了个电视剧，叫《天道》，里面有首曲子叫《天国的女儿》。男主人公很喜欢音乐，自己动手组装了无敌的音响装备，放《天国的女儿》。当音乐的第一声响起，我就被震撼到了，我当时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种特别纯洁美好的象征……真是很震撼人心。
2、梁先生遗憾感叹未曾经历一次好的音乐，不曾得到一个满足，你觉得什么样的音乐可称作让你得到满足的好的音乐？对你当时和之后的生活有无影响？
郭芳：我喜欢音乐，跟他们比，特别的不专业。既不会玩一个精通的乐器，对乐谱什么的我也不会，甚至也没有小资地夜里品着红酒欣赏音乐。我喜欢音乐比较随性，从小到大也有许多喜欢的歌和歌手，它们并不能简单地划分某一类风格，比如摇滚、蓝调、抒情等。就如凤娇所说，我喜欢他们是因为在那时他们打动了我，就像他在诉说一份情感，我恰好能听懂，且与他有共鸣，所以我才会被打动。其实今天过来的路上，我坐在出租车上，电台就在放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其实这首歌我已听过好多次了，但不知为什么我今天听着就是很入迷，好像特别能够体会他那种感情——后悔当初没有把你留下了什么的，我当时就是特别能够理解他为什么那么撕心裂肺地唱，能够被打动，甚至是都忘了我要走到哪儿了。司机师傅说停，我心上就像有个小口子裂开了一样。我觉得音乐可能不在乎你是不是很业内、很专业，你有那份心，觉得这首曲子是有生命力的，跟你有共鸣，你就会被打动。往往这些音乐，它能经过大浪淘沙，成为经典保留曲目。
高傲：我觉得音乐可以满足人一种生命的舒展的表达，或者是生命的自由的一种体现。它是生命很真实的一些东西，而且和当时的心境相符合。但是我不怎么欣赏音乐，很少听，一般都是听歌词很感动。单纯的欣赏音乐方面比较欠缺。
程露涵：这一段我一直在说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家里的CD一般就是放莫扎特，觉得莫扎特好欢快啊。特别是前一阵子，我一走出医院门就像泄了气一样，就像木偶一样线给剪断了，但回家听了1-2曲之后，就感觉我可以开始做事了。我可以动起来，去做个饭、拖个地什么的了。我觉得它（莫扎特曲）对生活是有激励作用的。音乐对我的生活是有很大影响的，这是好的方面。包括你心情好的时候，你去听很悲伤的曲子，也会让你有“重镇安神”的效果，会让你一下子沉静下来。音乐对调节我的心情状态有很大的作用。
李莹：音乐对我的作用跟程露涵讲的差不多。我们班同学很清楚，我一般的习惯就是带一个大耳机，走在路上，就是看该往哪走，别人说什么我也是听不到，一直就是那种“泡在音乐里”的状态。我觉得好音乐未必大家都很喜欢，或者很出名怎么样，就是在某一些时刻给了我们一些小小的悸动，或者在心情很不平静的时候让你平静下来。我比较喜欢听美声，而且我通常是不大听歌词的。要是让我唱歌不看歌词的话，我能从头到尾给你编出一首歌来，我一句都记不住。我比较喜欢的是两个，一个是组合，还有一个是一个人，都是意大利的，我肯定听不懂他们的歌词在唱什么。组合名叫IL DIVO，中文名叫美声男伶；还有另外一个歌手，他是意大利的盲人，叫Andrea Bocelli。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当我非常激动或怎样，你听到他们非常悠扬浑厚的男人的声音，你一下就平静下来了，你就迷在里面了。我觉得好的音乐，应该是这种感觉。
曹凤娇：我觉得发出声音的这个人对你也有很大影响。不同的人，弹一样的东西，因为是他弹的，你就会有特别愉悦的感受；换个人弹，就没有那种感受。何：即使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听到不同的人弹一首曲子，会有不同感受？曹：（摇头）即使是同样的声音，看到了是这个人弹的，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刘畅：我小时候刚刚上学，刚开始有兴趣班，家里给我买了一架电子琴，当时电子琴还不是很多见。因为我当时对琴还没有什么概念，所以是我弹琴别人听了很高兴，自己却不知在干吗，所以学了1年后就没再继续。那时我开始喜欢美术，家人发现每次（音乐班）课后我都扒在美术班门后，看人家画画，我爸妈就发现了我兴趣不在那，之后那个电子琴就一直放在那。之后慢慢地，上学，接触到音乐课，学了一些歌曲，觉得对音乐有了些感觉，但一直没有再前进；再后来，这么多年，包括接触很多流行歌曲，也会与自己内心有很多共振，我觉得那就是完全能够调出心里的（东西）。所以前一段时间，我特别白痴地去报了一个吉他的初级班，完全是零基础地在学，因为我觉得音乐已经让我想用一种参与的方式把自己融进去，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听。我希望能有一种方式让我把自己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样比别人唱的更容易流露自己的心声。
3、圣人讲礼乐，孔子尤重视之。梁先生认为音乐可“变化人的心理，激励人的人格”。为何音乐会有这种作用？
何：就我感觉，变化人的心理，激励人的人格，这都能感受到。但为什么会有这种作用？我想到一个反例，在大学时我听到一位爱音乐的朋友说，有一首曲子人听了以后就特别想自杀，因为造成过很多人自杀所以被禁了。觉得音乐的力量很可怕啊，光听一首歌就能让人自杀。那正面，说明它的激励作用也很强大。
黄芊：我感觉好的音乐都是内心深层次的流露。所以那个音乐是没有任何的遮掩，没有任何虚华的东西在里面。它是很纯粹的，是把一个人的心赤裸裸地摆在你面前。所以这个音乐能打动的，也是卸下心防赤裸裸地直心面对的人。这种情况下，音乐很容易侵到人的心里面去，而且很多时候，心里的那种感受是很难用语言去表达的。这种时候，我会倾向于去听一个类似的音乐，这个东西能帮助我表达那种感受。所以才会有“高山流水”。刚才我选择（说）的是台湾的那个（音乐），其实之前还有一次，是听古琴。古琴是一个我不敢去触碰的乐器，我很喜欢，但我不敢轻易去摸它。包括走近古琴旁边，我也是远远看着。所有人都去摸它，但我不敢。有一个女孩，没有什么名气，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当时是从云南专程飞过来救场的丫头。让我最感动的是在所有灯光熄掉的一瞬间她抱琴的动作——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芥子园画谱》里的抱琴图：一个人背影在这儿夹着一个琴、而且衣服有点儿被风吹起来的感觉——她当时抱琴的姿势是最悠然自得的，一夹就下去了。那种感觉，我觉得她弹的东西、她给人的感受，深深地浸入到我的内心里去了。而且她把她对生活的态度、理念，都通过音乐传递给我。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音乐能够在我们最迷茫的时候点醒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把外面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卸掉，抛开那种逐求的环境，真正看你自己内心到底是要什么。所以，音乐才会有这种激励人的作用，它不是变化人的心理，而是让你知道自己内心想要什么。
先生：现在有音乐心理治疗，也是尽可能地释放你压抑的情绪情感。人会触景生情，临音也能生情。就像文中所讲，听力是最高级的。正因为心理有时难以言说，他用另一个难以言说的东西去表达，就像“朦胧对朦胧”，就比较好；若是“清晰对朦胧”，则清晰的过程当中必定会丧失掉朦胧里面包含的很多信息，不如干脆就用这种朦胧的方式表达。这当然也跟个体的精神境界、追求有关联，没有什么高低的分别，我觉得倒是有时间和场景的分别，在这种场景里头、在这个时间段里头，你对这个音乐的感知。同一首曲子，或什么时候你更爱听什么曲子，这本身也说明这两者间（心灵-音乐）有一种呼应。比较深的是，可以大规模地听古典音乐，是四人帮垮掉的时候，就解放了、可以听了。当时有位名为李陀的作家写了篇短篇小说，叫《愿你听到这支歌》。当时的电视还不普及，广播比较发达，流行配乐朗诵，当时电台播这篇小说时配的曲子为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我们有“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我的祖国》，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比我们的更早，给人的感觉也有不同。当时听了这篇小说的配乐版，让我对斯美塔那的这首作品，有了更深的关注、长时间地去听。那个时候，我们好像在玻璃的碎渣里看阳光，天天是批海顿、批贝多芬、批无标题音乐。因为要批，首先得先介绍一下，要不大家都不知道批谁，我们就是透过了批判文章的缝隙去了解西洋的古典音乐的。我曾买个一个音乐的词典，后来被我闺女拿走了，那本词典不是很好，一看就是以编者为中心，它没有做页目、直接就目录，它写的“1”，不一定在第一页，你得满本儿地去找，它是按照编的顺序来的，没给你转换成页码。所以，你想看《尼伯龙根的指环》，介绍歌剧，324，你得一首曲子一首曲子看。而就是这本字典，让我在古典音乐知识方面收获颇多，这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学习。我们且不论（西方音乐）好不好、跟中乐有什么关系，至少它是人们精神发展的产物。其实影响到人精神的东西，毛组席也很重视。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很重视。其实在这一点上，戈培尔和毛组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意思是一致的，就是“艺术要为政治服务”，一直是把（艺术）工具化了。当然戈培尔是有文学博士的纳粹宣传部长，他认定你报纸和广播宣传政治化的艺术，是慑服人心的最佳手段。所以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在把流行音乐作为邪恶的异端的情况下，它组建了一个爵士乐团。而这个爵士乐团又使得很多人得以存活下来，包括希特勒要杀的人，同性恋、共产党、犹太人……但因为他们是爵士乐团的，就可以活着。有意思的是，据美国一个音乐网站讲，希特勒很反感（爵士乐团）——因为爵士乐是黑人的，希特勒当然难接受了，白人他都不全接受、必须是雅利安人才行——他给爵士乐团设了很多规定，必要严格遵守，你才能在德国演出。他规定了什么？狐步舞曲不能超过全剧目的20%，歌词要表达对生活的喜悦而非犹太风格的忧郁，曲风要轻快、要与雅利安人有纪律的节奏感相称，最多只能有10%的切分音，杜绝歇斯底里的节奏，禁止使用与德国精神相悖的乐器、低音提琴必须独奏、弦乐禁止拨弦、限制使用萨克斯，争取用小、中、大提琴代替。所以你们看，他对这个（爵士乐）的控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越来越像一个滑稽的剧目在那儿演出。他把要求贴出了，你是爵士乐团的，你就得按照这个来。这个事就变得非常地诡异。另外，从音乐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看，（音乐）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是群体认知、身份、及相应的权利关系的表现。具体来说，音乐作为一个产品，在理论上它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是一种社会的产物。但它又与社会群体的分野密切相关。比如像最早的灵歌、就是黑人的，西洋音乐就是白种人的。而且这里面它还有一个性别认同，就是比较雄壮的强调的是有男性气概，特别是军队的歌曲，鼓吹战争的歌曲，国歌等等，它都要有雄性的感觉。太绵软了不行。比如你的国歌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有点儿不合适了。当然，西方特别强调女权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注意到，在音乐形象上这种男性的气概，就是音乐在建立一种性别权利的时候。它也在无孔不入。还有特别有意思的，比如我们听过的《黄河大合唱》，比如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都是明显地表达着性别的对比。女性在国家和国际关系的第二性地位，就潜移默化地构建成了第二位置。另一个呢，音乐欣赏的趣味，也不全然是个体审美问题。从20世纪的上半叶，中国社会多半会认为西洋音乐较中国音乐为先进，有范儿，有身份，有品位。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于有人说筝、琴、三弦，将来都得被钢琴、风琴所取代，因为太落后了。这个东西其实已经不是单纯音乐的力量比较，而是音乐背后所关联的文明力量的比较，即所谓的优势的东西、高雅的东西。有本书叫《区分》，讲了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审美情趣（包括音乐在内的众多审美情趣）与阶级区分相关，代表了人的阶级成分，这样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一起主导阶级与较低级阶级保持距离。法国的一位作家叫马鲁斯·科夫说：“如果别人批评我们的观点，我们还比较容易接受；如果别人评论我们品味糟糕，这时我们就有要崩溃了”。这样的话，尤其在比较崇洋媚外的时候，中乐显然就被大家冷落了。而且，整个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形态也对音乐有作用。我们再看当时的上层阶层，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已经不是在追求巴赫的赋格的艺术了，而转以经历了“正经化过程”的正经艺术。有一个美国电影，叫《弦动我心》，即《Music Of The Heart》，讲一个黑人母亲禁止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学小提琴，她的观点是黑人不应该去学死去白人的音乐。当然古典音乐都是死去白人留下的，因为既没有黑人作曲家又没有黑人小提琴家。但孩子的音乐老师却认为音乐带给人愉悦，这跟谁作曲无关紧要。那么这个朴素的争论，引发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作为社会文化产物的音乐，似乎是单纯的、无差异的，但是其中还是蕴含了政治意义，体现了阶级、种族的某种社会关系。而且这个东西也在国际关系中有所表现。特别是共产国家基本上不再让西方音乐进来，所以那阵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经常听澳洲广播电台，因为它经常播邓丽君的一些歌，大陆的广播不播，就去听澳广。另外，权利对音乐也有影响，也有分类。麦克斯·韦伯说：“权利意味着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上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各种机会，不管这项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就是蛮横，不管，不听也得听。这个权利有明确的主体，比如国家机器、民族，也有客体，如创作者、表演者、群众。必要时可以通过权利来强制实行。我们的样板戏就是这样。我看阿城的小说，《孩子王》里有个片段：当时看电影需要发电，是需要青壮年蹬车发电的。当年翻来覆去那几个电影都看疲了，怎么办，大家开始了即兴创作，蹬车的人时而快时而慢，使得原来很熟悉的东西生出许多新的节奏和变化来。这说明，在极度枯燥的情况下，人是喜欢求变的。它没办法变，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变。听过了（希特勒时期的）爵士乐规程，我觉得这就像中国的爵士乐电影，通过自身努力随性的播放。而米歇尔·福柯探讨了更为隐蔽的权利，就是没有明确的中心、特定的主体，权利是对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塑造，而非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权利和知识是直接相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相应的权利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利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这其实也就是说音乐本身，如流行音乐，西方很强，它占领了主要话语权，它引领流行音乐风格，无孔不入地渗透，你完全无法抵抗。党怎么弄，“我们走入新时代”等等，电视台要不放，肯定没人专门去听那歌——它是靠个权利在撑着。这个权利是比较硬的权利。美国的主要是软权力，是你爱听不听，我这大片你可以看，千方百计是你要看，它的权利是通过这种艺术的建构来完成的。可见，音乐跟人的生活很相关，而且从权利上、社会上、性别上、种族上去理解音乐，更说明音乐是和我们整个人类的生活模式密不可分的。这个不是你想分就能分得开，你逼着它怎么着就怎么着的。你去研究美国的民歌，它更多的是抒发他当时做黑奴的苦闷、绝望的情感。
4、音乐为何会产生？人类没有音乐行不行？为何要有音乐？
何：为什么音乐会产生？我去查了一下，有几个供参考的说法：一、达尔文的学说：异性求爱所需要的，产生于生殖的需求；二、对自然的模仿创造：模仿天地万物的声音；三、劳动中产生的：比如劳动号子，就是干活时一起用力时产生的号子；四、表达人内心的感受：像动物受伤也会发出哀叫一样，人也发出声音表达心情。特别是面对恐惧时，音乐可起到安抚作用。
黄芊：还有一个可能性，比如山歌，南方很多山嘛，两人各在一山，要相互沟通时，说话估计听不清，下来到底下会面太费时费力，就可以用唱的方式——歌声的穿透力是很强的。你说的那个“求爱”的那个，让我想起那个台湾的电影，叫《赛德克·巴莱》，里面有一段曲子特别特别好听，就是结婚的时候他们吹着当地乐器跳舞的那段。那段我反复看了好几遍。
刘畅：在我学吉他时，有两节创作课，当时老师问：音乐是什么？有个同学很标准的回答了课本上的定义：有规律地排列的不同调高的音符所组成的旋律。老师说：其实很简单，就是一种语言，跟法语、德语一样的，只是一种方式而已。所以，最起码音乐是一种沟通交流的方式。
李林溪：我比较想谈一下之前的问题，为什么音乐能激励人。我想到共鸣的概念，就是音乐的这种声调、频率和你内心的频率达到一致，然后两者起到了相互放大的作用。所以你感觉他触动了你的灵魂，就是他想表达的东西和你当时的心境非常契合，你们产生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化学反应，所以你会感到很愉悦或很感动，这种感觉是你不自觉地发出来的。
程露涵：中医有“五音”，宫商角徵羽。现代研究也是说声波的频率、多少赫兹，使人身有什么样的感觉，所以人就选择了最适宜的调频。我觉得音乐最初还是从自然中来的，人可能去模仿了很多东西，把其中好的波段留了下来，去满足我们的各种需要，就产生了音乐。因为音乐它最初是“音”嘛，后来逐渐有了章节、旋律、节奏，最后才可以叫“乐”。
郭芳：我觉得音乐的产生来源于情感表达这个需求，就像刘畅说的，是一种语言、一种表达，而且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人高兴的时候就哼起了小曲儿，或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艺术就是你情感宣泄的方式，甚至说是一种本能，我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不管你是专业的或是非专业的，都有这种需求。
曹凤娇：说到本能，我想起了动物开心了、伤心了，也会弄出点儿声来表达一下。
5、为什么说“中国之复兴，必有待于礼乐之复兴”？你觉得“礼乐之复兴”会是什么样子？
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社会发展了、建构得比较好了来说，有好的音乐产生的土壤，当然也会产生好的音乐人才。翻回头看，我们看巴洛克音乐，以和谐为核心。摇滚乐呢，叛逆反抗，反映了对权利结构的不满。崔健说过：“我可能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我知道我要反对什么”。当然，他当时是反对专制和压抑，真是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他可能没想，但他知道至少这样是他不要的。这就如刚才和高傲聊天说的，这也是一种直觉，不是一种思考的所得。为什么当时老崔的《一无所有》这么轰动，有人说很高明、有人说很一般。（我们从心理学角度讲），大家能够去共鸣、去投射，其实证明我们在精神上、物质上真的是一无所有。当然，我党很敏锐——“社会主义干了这么多年，怎么能一无所有呢”——不让唱了，那时崔健唱这首歌就比较吃力。但北大的出版社出了一本“五四以来优秀诗歌选”时，选入老崔的歌的时候，有个教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老崔这首歌中的“我”是具象的，在这之前都是抽象的。《我为祖国献石油》、《我为祖国守大桥》，这些“我”都是抽象的，不能具体到个人。“我曾经默默不休”，这个我是具体的，原来那些都是飘着的，是一大群人，它不能抒发个体的情感。你去看老崔之前，歌中的“我”都是宏大的政治口号，宏大的政治符号下的东西，不能落实到人。这个东西，它不能落实到人时，它只能用来宣传，不能用来抒发——抒发是自己个体发出来的；宣传时你爱听不听，反正我给你放了“就是好就是好”。可见，在（音乐）之中，也是有很明显的地位权利体现。像《费加罗的婚礼》体现了欧洲以理性和解为主的思想，到《塞尔维亚理发师》的时候它是用19世纪充满嘲弄和虚无色彩的反启蒙思想，它也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留下的音乐的年轮。另外，在我们区分好音乐、坏音乐时，也有很强的权利背景色彩，是通过权利实现的。像当时希特勒就不大喜欢贝多芬，比较喜欢瓦格纳。喜欢维护既有制度的思想家通常倾向于支持平和的音乐。比如中国古代文人阶层，所倡导的古琴音乐是“建乐立均，贵乎和平”。与之相反的，如《广陵散》朱熹就很不喜欢，言“其声愤怒躁急……最不和平”，明代的宋濂更斥之为“不可为训，尚可以为法乎？”；相应地，崇尚革命、重于批判的思想家会支持冲突性的音乐。欧洲的一位音乐评论家说：“优秀的音乐是表现人类受难的音乐，音乐的真理内容在于它的批判性”。所以，各国的音乐你不用翻译，它可能就是没有标题的音乐，但它一定有作者想表达的蕴含在里头。而音乐作品，同一首曲子，每个人听到感受还是会不同，这就给听众很多的空间——特别是无词歌，正因其无词，就给了人们更大的想象空间。所以一开始打破这个禁忌的时候，也是最开始推广Classic Music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把乐曲配合了许多西方风景图，后来发现这不行，这反而把你限制住了。包括《卢森湖上的月光》，你真拍下卢森湖的景色，还不是那个意境，因为那个意境是在你心里，你一定要把它具象化、标准化，就把音乐给扼杀了。后来我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不再这么做了。
何：我当时看到“中国礼乐之复兴”时，就想到了中国古代《诗经》里的句子，想到当时见面时可能也会有用唱词、诗句一问一答的情景。像《关关雎鸠》、《在水一方》等等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歌曲。我虽不知礼乐之复兴是什么样子，但它肯定不是千篇一律的红歌，应是随着心境唱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充分尊重、信任对方的基础上，能够没有太多障碍地沟通。
郭芳：我觉得这个“礼乐”的定义，就不单单是音乐、艺术。我查了一下，狭义的礼是指行为表现的这个礼仪，引申以后就包括规矩、道德规范、办事程序，代表了政治；乐，是音乐的意思，引申为艺术。礼乐，就可以代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艺术文化。我想梁老说的“中国之复兴必有待于礼乐之复兴”，是指必有待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复兴。而且这个礼乐呢，还意味着自由和创造，因为只有在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环境下，人才能更有创造力和积极性，礼乐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人们也更能享受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个礼乐不单是形式上的音乐。
高傲：请王旭真为大家唱一首。王旭真：我唱首《月满西楼》吧。（唱）。高傲：我本想请她唱一首（古曲），我们一位老师教我们唱过古诗词。（众怂恿高傲唱）我觉得我唱得没有旭真好，才让她来。王旭真：范仲淹的《苏幕遮·怀旧》。高傲：（唱）。何：那我也唱一首；用的是红河谷的曲，和李商隐《夜雨寄北》的词（唱）。高傲：再唱一首《虞美人》，不是台湾版的，是我们老师的版本。我们那个老师唱得非常好，她的唱腔、感情让你一下就进入曲中了，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的是表达人的感情，并能感染其他人的。但我没她那境界啊。（唱）。我觉得古诗词还是很好，尤其是这样唱出来更有感觉。何：嗯，还想再唱一首，这首是我自己编的曲，词是大家熟悉的《春晓》。（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