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次读书会《我的自学小史》第六讲整理稿
整理者：全贞雪 督导：冯蕾
我的自学小史——第11节：激进于社会主义
梁漱溟先生自觉思考认为“财产私有”是一切问题的根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可以废除财产私有，免去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因而年轻时代的他激进于社会主义。
全贞雪：梁老先生的时代改革着眼的是政治制度，以为政治制度改革就能直接迎来经济制度的改革，而我们的时代实行的是经济制度改革，呼吁了多年的政治制度改革迟迟不能实施。那个时候认为财产私有是万恶的根本，而现在我们呼吁恢复财产私有，两个时代如此的不一样问题在哪里？反复读11节激进于社会主义，发现内容很深，产生了许多新问题，例如“实行民生主义”和“实行平民政治”的差异等等，希望大家能在各方面踊跃发言。
冯蕾：这篇文章读着有时过境迁的意味，老一辈的人所思所想所期冀的社会，理论上应该是实现了的，可又与他们当初的理想又有了背离，为何如此，我觉得原因很深奥，想听一听先生的解读。
梁先生：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是早年做过驻华公使的芮恩施专为中国人写的一本公民教育读本，中英文对照本，罗家伦翻译，蒋梦麟校阅并序。据罗家伦在“译言”中说，他翻译这本书时，冯友兰和周炳琳都帮过忙。平民政治理念来源悠久，亚里士多德就提出过平民政治概念，是有别于君主政治与贵族政治的，平民阶层政治概念，与如今的草根政治还是不一致，可以说是另一层的民主宪政。平民政治与平民宪政其实是同一个概念。蒋梦麟在序言中说：“他这本书不是悬空谈政治原理，实对于我国现行政治，有切要的和建设的批评，把欧美的政治和中国的需要，明明白白地讲出来：如国家是如何成立的，宪法的性质是什么，国家的各种机关是如何组织的，如何运行的，中国实行平民政治，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芮恩施虽然是美国人，但他对平民政治在中国实行的看法，对我们今天还很有启发意义。他认为，民治原则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实行肯定有很多困难，但他不赞成说中国人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芮恩施说：“有许多人公然说是中国不适于民治，他们的意思就以为中国的人民如此的软弱而无知识，必定要时时有独裁的势力，能发号令使人动作而不需给理由的，在后面鞭策他们向前去，这个见解，与我完全不同，我承认中国所遇着的很多困难，领土是很宽广的，各省的语言，风俗和经济的利益是很复杂的，政治统一的感情，不甚发达，国家和公共的行动，以前总不曾对于人民表现他们最好和最高的利益。芮恩施讲了许多，他看到的中国困难后指出：“我觉着无论是谁，如果真能知道中国一般的和共同的生活的，没有不感到唯一适于中国的正当制度，就是民治与代议政府。”芮恩施解释了他的理由：第一，中国人民中内层的平等观念，就是最显明的特质，而且他们的理解功夫，使他们的行动，明白公平，不趋于极端。这些性质，在民治国家中都很重要。
目前有人说习是政左经右（政治上左倾，经济上右倾），有一个韩国学者说，习在做的是绕过民主主义的民生主义。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管姓资姓社的问题先着手吃饱穿暖问题的时候，也是走了绕过民主主义的民生主义。我是76年到北京郊区插队的，我已经比别的同学优越多了，毕竟是在北京的郊区。被派到内蒙古草原的同学都有九死一生差点残疾的，放牧时从马上摔了下来，摔着了腰背，再爬不上马，感谢他的那座骑竟然跪了下来，让他爬上后背，才捡回了一条命。我虽然比他们强一些，但我们的环境也很艰苦，粮食不够吃，老百姓都吃树叶，当时感觉到了什么叫青黄不接，青的还在田里长着，去年收的粮食已经吃完了。最艰苦的是春种，当时延庆农业还是靠天吃饭，刨个坑，撒两三粒种子，浇瓢水，等着老天下雨，有春雨了就能活，没有雨就等于白忙活。要挑水种地，用扁担挑着两桶水，大约80斤，一天得跑20余来回，每回一般不少于2里地，肩膀肯定要是磨出茧子的，真心的力气活。我们发现，我们还挑着呢，老乡壮汉就半路停下来喘气，说自己挑不动了，吃稀的撒泡尿就没了，没力气干不来活儿。这样我们才知道老乡吃的比我们还差，76年粮食的匮乏以至于此。邓就绕开了清算文革还是捍卫毛泽东等问题，直接面对了经济问题，使得国家有了一个快速增长。这也是民生主义大而化之的绕过了政治敏感问题。习也再走这条路，想绕过政治，急需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但其实目前已经不容易做到了。我们已经吃饱了，即使回到插队的地方，那也已经没有吃不饱饭的问题，目前的问题是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大。亿万富翁级别的生存与我们一般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年收入一亿的生活门槛是一般人跨不过去的。可以说不可逾越的贫富差距，还有其他的很多社会问题，是不是只靠改善民生，绕开民主和政治等问题就得以解决，我看不容易实现了。
全贞雪：我们以前的读书会上讲课过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发展的矛盾体，80余年前梁老先生为了社会的公平提倡去私有化，而如今我们还是为了社会的公平主张财产的私有化，所追求的结局是一致的，但方式却截然相反，为何产生如此现象，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和想法。
程路涵：之前读《帮助理性开发的是经济》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讲过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根基是承认人类无差别的劳动，但实际上人类的劳动是有差别的。从这个出发，我就开始思考什么是公平，应该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我们生来平等，但是人又是有差异的，所以衡量公平应该是用一个比例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数量关系。由此我推论，现代人追求“私有制”是追求对个体的重视，人们在认识到并希望认证每个人都有差异，这也是追求“真正的公平”的开始。
文中说：“人间还有很多罪恶，似为当事双方同意，亦且为法律所不禁的，如许多为了金钱不复计及人格的事。便是娼优。社会上大事小事，属此类型，各式各样亦复数之不尽。因为在这社会上，是苦是乐，是死是活，都决定于金钱。钱之为用，乃广大无边，而高于一切；拥有大量钱财之人，即不啻握有莫大权力，可以役使一切了。此时责备有钱的人，不该这样用他的钱，责备无钱人，不该这样出卖自己，高倡道德，以勉励众人。我们亦徒见其迂谬可笑，费尽唇舌，难收效果而已！”我看到这一段真的好讶异，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并无差别。而一些经济发达一些的国家和地区，它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大家不再是“是苦是乐，是死是活，都决定于金钱”，这个时候人们开始关注生命的最本质，会对生命本身有普遍的怜悯，人们得到帮助也是因为生命本身，而不是靠出卖自己。
全贞雪：文中梁老先生提出在生存得不到起码的公平与公正的时候，只依赖道德是解决不了所有社会问题的。
范金虎：我先说一下什么是公平，有许多人都认为公平就是平均，大家没有差别化的得到一样多。我是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天大的不公平。人的能力自出生后就有参差不齐的差别。在能力不同的条件下，而取得相同，这就是公平吗？就像国民收入分配在初次分配时要兼顾效率与公平，也是指这个意思。
梁老先生在90多年前谈到社会主义以及财产公有制的问题。直到如今的中国这样的问题也不算过时。到底是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我想借用一句话，鞋合适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于现行的制度问题，我在这里就不想讨论了。我想说一下对私有财产保护的问题。我们国家的宪法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我们国家没有宪法法院不能对违宪行为进行审查，有使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落于形式之嫌。尤其是在重庆“唱红打黑”中对私人财产强制没收，使中国的民主法制退步。
中国正处在温饱后的向上发展的阶段，与80年代改革开放有本质的区别。政治向左经济向右，是否还可以昨日辉煌重现，我们不得而知。历史的潮流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发现潮流，顺应潮流，我想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
全贞雪：我们目前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可是与梁老盼望的社会主义又有差异。社会的生产资料名义上归于国家和所有人民，可是真正的使用权却不在人民手里，仍掌握在运行国家机器的少数管理阶层，国家的权力越大，百姓与官僚阶层的差距就越大，不公平性也就更加显著。
梁老先生把《十一节·激进于社会主义》写入《我的自学小史》中，原因是他的社会问题的观点来自他的自学，来自他主动的思考，那么我们平时思考的问题，都得出了些什么结论？例如“当前中国问题的根本是？”“中医问题的根本是？”我们按自己的思想付出行动了吗？请与大家一同分享。
程路涵：这个问题真的超大哎，大到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想。由于现在工作会跟很多国家打交道，会对于不同制度下的生态的差异有很多感触，也会影响到我的工作方式和内容。比如我现在有一个亚洲区域的会议在新加坡，虽然和中国内陆市场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们在北京办公，我们团队的账户也在国内，所以我们想办法在走中国的流程。下午和法务聊审批问题，他们给我的答复就是，我的合同是按照纽约法来拟定的，而根据公司的规定中国属于腐败的高危国家，要遵循的法规比纽约法要严格许多，我们的合同因为漏洞太多无法通过中国法务的审查，所以我现在在想办法让香港的亚洲区域团队的其他同事帮忙，看看是不是可以从境外走审批。所以这些问题通过工作也会展现在我眼前，但是我还是不大愿意花时间去想，我能想到的与之最相关的可能就是我个人的命运方向，每天都会想，但是不会想出一个结论。最近我还在和一个姐姐聊这个问题，她听到我说我在找我的人生方向的时候很惊讶，她说她自己都35岁了才辞职开始找自己的人生方向。她会比较建议我连这样大的问题都不要太多想，而是去从细小的事情老老实实做起去学做人。
全贞雪：要在以前我也认为，我们最该想的不是大的中国问题或者中医问题，而应该是如何过好当下，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的问题。可是读着《我的自学小史》，我发现梁老先生与我们不一样，他在想社会问题的时候，年龄上比我们现在年轻，才是中学阶段的青年而已。一位中学生想的却是社会体制问题，而我作为博士毕业的中年人，重来没有想过国家问题，甚至没有想过中医问题，我觉得其中除了时代不一样以外，还有人的气量不一的问题。
冯蕾：程路涵在讲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想，我们是小民，梁老是大儒，两者之间肯定是有差别的。他一生就致力于把他的理想去落实。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其高度不是一蹴而就的（撒切尔夫人说的）。既然我们在学习梁老先生如何看社会，如何做人，我们也要去看趋势，既不必强求太大的气量，也不要拘泥于自己的小格局，找到适合的与社会融洽的格局。我们是为了一份工作，提高生活质量，来选择工作和生活方式，还是在满足这些基本要求之外，实现自我的价值。理想的状态是：通过工作使得自己衣食无忧，获得一定财务自由的基础上，实现自我价值，这是我在四十左右的人生阶段所形成的目标。
说的具体一点的是，大家也都在医疗的行业中，这是一个世界难题，如何既实现每个人的可及和公平，需要政治的智慧，包括怎样扭转医生的逐利行为，包括医患关系，但我们在这个行业中，哪怕是一点点力量，去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以《无癌的世界》为例，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医管类图书以外的更多面向患者、面向患教的一本书，推出这样的书对我们来说是有一定的经营风险的。但特别是在有一天我看到一位肿瘤医生的文章后，觉得要尽快引进这本书，哪怕不赚钱，对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对治疗的理念都是一种启蒙教育。从这个角度，我们做这样的事，在养活自己的同时，还能对社会、对老百姓有益，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高傲：我说一说中医的问题。我认为中医和西医相比，是思维结构、思维逻辑的问题。举两个例子，如果在我们的大手臂上绑上一个绷带，绑的很紧，很快绷带下边的地方由于气血不通就会发炎，西医的治疗思路就会给它上消炎药，但是中医的治疗思路就是把这根绳子解开。这体现了中医是跳出来看问题的，而西医是向里钻。再举一个例子，有位女性得了输卵管堵塞，西医就是通输卵管，中医是怎么跳出来看问题呢？中医用经筋的腹诊，会发现输卵管外边对应部位的腹部是硬的，中医说把硬的软下来就行了，这个是输卵管一个外环境的问题，包括乳腺增生，都是跳出来看问题。我认为这个就是思维结构、思维逻辑的问题。另外中医不是只有辨证，辨病一直以来中医也是很优秀的。大家可以看《伤寒论》里面的症一直都是病字旁的症，不是这个证。中医强调辨证是任应秋老前辈当时写的一篇文章，因为当时中医受到排挤和质疑，所以任老前辈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大致的意思是我们中医跟你们西医不一样，我们中医是辨证论治，所以之后的教科书一直都是在强调辨证论治。在我看来中医的一个大问题是思维逻辑被西化了，不是古中医的思维了。我认为要想改变中医现状的话要从教育理念和制度上有改变，重新回到中医本源。
对于根本这个词，我有些疑惑，因为我认为中国问题的各个方面都是互相牵连的，不能说根本问题就是这一个，那其他的相关的呢？
曹凤娇：之前听老师说起一则消息，广安门医院现在新修的门诊大楼的用地是很费周章才申请下来的，因为当初是批给广安宾馆的，直到广安宾馆的后台垮了，才批给广安门医院的。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些问题，中医发展的问题不光受中医自身限制还受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就拿刚刚的事件说，医院发展的很好，每天就诊的患者超出了医院所能接诊人数的好几倍，每天都超负荷运转，为了解决问题，扩建是很好的办法，可却把申请的新址批给宾馆而非医院，而且原因竟然还是后台硬。中医发展的问题寻来寻去最后归结到了制度的问题，诸如其他问题，如教育、养老、住房等最后是不是都会归结到制度问题呢？那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本是制度吗？制度问题又是什么引起的？仔细想一想还是很复杂。复杂的问题不可能一两天、几个绝招就能解决好的。也许民主会是个不错的选择，政府把权力下放，每个人都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中国的境况就会好吧。
高傲：如果一个国家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的话，制度还是人来制定，最终离不开人的修养、道德、教育水平，要一定说哪个问题最根本的话，我认为还是针对人的教育问题最为核心。但我说的是不是根本，我不知道，也无从说起。
全贞雪：不管我们提出的是不是真正的问题的根本，把问题提到核心与根本的位置是为了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在千头万绪的问题中，理不出一两个核心的话，我们行动将会瘫痪在问题中。
梁先生：心理学层面上集体的无意识左右着问题的取向。
根据大家方才谈到的内容来看，什么问题最直接得刺激我们，我们就会对此问题做出反应。程路涵、高傲、曹凤娇所说的问题都是对她们产生刺激的问题。那个时代，祖父的无钱儿有债的家庭背景，所带来的贫富差距的感觉十分清晰，使他思考私有制等社会问题。因为私有制带来的不平等感，后来他在潮州中学就开设免费饭堂，实行一回自己的理想，最终因经营不善而关门。所以人在不同的生长阶段，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就会与现实世界差生不同的关联，在问题的进度、角度、深度都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换成现在的我就不会考虑程路涵所想的问题，因为我已经经过了刚入职的阶段。当时的祖父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平等与相等是不一致的。
清朝末期中国的败落给民众带来深深的刺激，民众鲜明的感受到大而化之的笼统的朦胧的道德、伦理、思维不如尖兵利炮，所以大家开始讲求实用，我的曾祖父就是其中之一。一次次割地赔款和凌辱，让大众对实实在的物质和权力产生崇拜，快速摈弃了古代中国人视之为宝的虚无的传统理念。
我们时常把相等代换为平等。相等是你有我也有，平等是付出与回报大致均衡。相等的理念离不开根深的唯物主义。我们由于坚船利炮的痛苦，导致了对坚船利炮的极度崇拜，使得我们陷于机械的唯物主义，因为机械的唯物主义会带来安定感。就像F=ma的公式，只有看得见、摸得着、可控制的我们才认为是真理，如果不能达到此要求，我们就认为是伪科学伪真理。这个心理机制不仅存在于执政党内，也存在于中国所有百姓的无意识中。所以在这大环境的集体无意识下，模糊的、复杂的、不可控的、多因素的中医就本质上被否认掉了。
但是，我们不断发明高速高计算能力的计算机是为了解决大量的、复杂的、不确定的、朦胧的问题。可见这些问题是存在的，我们终究要面对。所以大数据时代，人们尽量用数据模型、数据群、概率使朦胧变得清晰化。
这就是社会的博弈。集体的无意识使我们走向了机械的唯物主义，可现实又拉回我们面对模糊的生活状态。无神论在中国站住脚也是源于我们对唯物的崇尚，不可被证明的就是要摈弃的。
马克思主义也是严谨的逻辑推理推导出来的，可人的社会环境是不符合逻辑或者可以说是多逻辑的。拿下棋为例，如果见棋局不能赢，人可以停止下棋，可以耍赖蛮横，可以停下来想好了对策再下，可以说一万个人有一万个逻辑。所以只设计一种逻辑是会出岔子的，终究不能涵盖所有社会现象。
党在逻辑上已经意识到共产主义不可实现，所以不再强调走向共产主义的执政理念，只能大而化之的解决问题，就是实用主义的实行绕开民主主义的民生主义。金正恩是用血统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不需要论证，可我们党不能，党仍得立足在物质为第一性的理论基础上。执政的合法性要立足于物质，所以我们强调GDP，一旦GDP下降执政合法性受到质疑，就会造成许多弄虚造假。
人类思维的最大特点是希望有一个最简单的因果关系，党又为了便于执政给不允许质疑，所以生活在其中的我们很小思维就格式化，在这大环境下中医得到发展是不大可能的。我们要理解这种复杂有情况引起的状态。丹尼尔卡内曼是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他论证人在经济活动中是非理性的。理论上人是逐利的规避风险的，可实际我们是追涨杀跌，房价越高买的越多，房价低时会等待更低。也就是说人的活动不能用线性的简单函数来解释，人的思维是多因素的聚合，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偏差。可是一旦面对危机的时候，习惯简单化的人，就不能面对生命的不确定，所以会选择最直接的方式来治疗，不能选择阴阳五行的不确定。民众的觉悟能力也就是简单思维、复杂生活的集体无意识限制了我们的社会在较低的层面上运行。我们自己也难免不落入这种无意识中。
我的祖父很认真，实施自己认为的去私有化，虽然失败，但毕竟是行动，行动过后就能尽早知道错误与否，这本身也是进步。我一直坚持做亲子教育讲座，也是因为意识到大量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水平低下与学龄前的教育相关，所以我一直坚持予以帮助，坚信帮助一个就会减少一个受害的儿童。工作的快慢不重要，效果何时呈现也不重要，认定一个自己正确的方向，坚持做坚持走。现实的各种刺激都可以有，但无论如何我们心中要有一个的方向，使内心感到愉悦和坦然的方向。
杨琳：正如梁先生所说，尽管每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不一定能扭转大势的，但是在我的一生中有所努力，都将会影响身边的人。我在治疗时常常会多问问病人饮食起居的情况，会发现有很多需要大夫指导的地方，那么我就不厌其烦的解释生病期间需要注意的问题，开始并不能有效的改变病人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惯，但是只要大夫耐心的解释，还是会产生好的效果。另外，说到中医的发展问题，我认为现阶段国家对中医发展有大力的扶持，但是都是局限在科研创新方面，为了验证中医的科学性，提出了很多量化的，类似于西医治标的东西，比如将中医辨证的精华刻板的定义为几个证候要素，按图索骥来给病人对症下药，这有悖于中医辨证辨病的精髓。
梁先生：提倡中医标准化是出于政府机制，政府的官员也是政府培养和调教下的思维，一定只认定简单的F=ma，所以中医也就必须走向标准化。当年红军也是这个思路，一再打土豪，弄得农民只种只够自己吃的那一部分，所以红军开始长征也是因为经济的崩溃。
程路涵：先生刚才谈“集体的无意识”让我想到很多。这里提一下苹果手机，它也是由外观设计和程序设定组成的。乔布斯会因为创造了苹果手机而培养了人们使用手机的新习惯。就好像说这个制度是之前没有的，然后让大家习惯，让应用这种设定的人觉得舒服更人性化。我常常在想，苹果是由乔布斯创造，那么我们的制度到底是由什么人在制定，到底由什么在支撑。如果我们的新制度真的给国人民主的权利，他们到底会不会用。现在国人也在慢慢富裕起来，但是很多有钱人不懂得“富贵不能淫”的道理，他们是在浪费资源，而不是把每一份钱都用到地方。而且很多富裕起来的人，因为他们在富起来之前受到了很多伤害，他们身上还有那种“饥饿感”的存留，会影响到富二代甚至富三代。前两天还看微博在晒贴，有一个“辣妈”的活动，很多照片曝出来都是很漂亮的未成年辣妈和她们可爱的小宝贝，她们自己都还是孩子又有了孩子，让我有彻底乱套了的感觉。包括这些制定制度的人，主席是换了，但是下面真正执笔写制度的处级、部级干部其实没有多少变化，顶多也就是副处变正处。这样下去，我们到底要经历多少代的更迭，我们的国人才能开始学会一些东西，制定制度的人才能变成新的人会写出新的东西。这个问题真的每次想起来都让人很焦虑。就像先生所讲，做亲子教育是为了从幼儿园里开始拯救中国，但是真正看到效果要多久？
梁先生：不觊觎结果不是说没有效果，很多的效果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越复杂的系统逻辑越理不清楚。我们只要坚持原则去做，效果也不会差，这是我的切身体会。所有正性的努力与结果之间会相互的激荡与发酵。
完
201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