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次读书会《东方学术之根本》整理稿
整理者：杨卫 督导：范金虎
杨卫：今天中午我又读了一遍文章，零零碎碎的生出许多感想。冯蕾在群里讲她特别想参加讨论，我大概能了解她的心情。这篇文章可以讨论的点挺多的，但是只能讨论懂的点，其实，不懂的点更多。我先讲讲我预习的内容。这篇文章的小字部分，我读的挺费劲的，不太懂，我就去网上找了找它的出处。这篇文章的小字部分，出自《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老在那篇文章中分析了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社会属性，总结出欧洲是一种有对的文化，过度强调理性分析，过度强调个人主义才发展出如此强霸、具有争讨性的经济、政治。而中国当时内忧外患，如果说是列强用炮弹撬开了中国大门，不如说传承了2000多年的中国文化，时至彼时，外表绚烂，内里已经腐朽，看似是列强入侵，实则自己外强中干。而中国之自救运动也应从本出发。发现文化、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从文化入手，真正自救。
咱们直接开始思考题的讨论。第一题是：大家如何看待现在的国学热？对其印象如何？究竟什么才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
王静：我现在做的就是养生和国学方面的培训工作，我觉得现在的国学培训行业比较混乱，同样的一本书，每个老师讲的都不一样，现在的老总是在这家也听，在那家也听，他们就等于报了10个不同的班，但国学讲的都是这些东西，听了这么多，但他们真正能吸收多少呢？如果从我自己的观念来说，应该是从权威的人的角度专门来讲这个东西，如果每个老师都讲的不同的话，而学生有没有分辨能力，就是老师讲的好的、不同意见的他全都会吸收，最后达到的一个结果就是混乱。
现在的小朋友也在学习国学，我拿自己家的例子来说吧，我闺女现在5岁，我们家也是独生子女，我闺女3岁以前，她有好吃的不会分享，包括父母，她认为好吃的就应该她吃，她假如有3块糖，先装起来2块，吃1块，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能告诉她，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因为告诉了也没有用。后来给她报了一个班，学习传统文化与国学，那是个中医老师讲，做为小孩子来讲，人要有三颗心，一是敬畏天地心，二是感恩父母心，三是感恩一切心，我们家孩子最大的改变就是，当我第一次把她从课堂上接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儿对着奶奶、父母说，谢谢爸爸妈妈给了我生命，谢谢奶奶为我付出这么多，当时我们都非常感动，她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是因为她学习了传统文化，从这以后坚持送她去学习，去学并不是为了让孩子成为大家，而是先要教会孩子怎么做人。现在孩子学会分享了，这就是传统文化对我们家最大的改变。能改变家庭和谐的关系。
杨卫：就我个人而言，我也觉得现在的国学太乱了。电视上的易中天、于丹，我都不感兴趣，可能是因为自己读过《论语》的原因。我有一种感觉，现在大家都觉得自己有病，所以，医院里的人特别多，不仅医院里的人多，各种身心灵的班、国学的班，人都特别多。我就感觉大家都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感觉。
张静：案例：现在有一种老太太（某类人群），因为有医保爱占便宜，所以去医院领一大堆药回家，但有时候领的这个药不见得吃，这种现象很普遍，其实有些时候这种便宜是不能占的，其实你说药是好东西吗？
程路涵：我记得我们之前的读书会上谈论过近来的养生热，当时我们提出的一个观点是：由于各种政治和舆论压力，我们没办法在国家事务、社会制度等大的问题上发声或进行改变，可是在这种扭曲的环境中的确对于我们的身心都造成了影响，我们只好关注自身并通过热衷养生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注意力的转移和矛盾的转嫁造成了养生看上去很热门，就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说说“国学热”。我自己也参加的有一些国学组织，在其微信群里我基本属于不说话的状态，偶尔也会遇到感兴趣的话题，也只是说一两句。我曾经和群里一个朋友聊起过群里大家发言情况的一些问题，她的感觉是：这个群里有很多人，他们每天都在分享各种各样关于国学的东西，有人在每天坚持发《道德经》的篇章，有些人不停地在分享链接，有些人说起事情来都是旁征博引，好像是一个百家争鸣的状态，可是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分享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们只是在拿国学“装点”自己而已，以为自己披上了国学的外衣就能高尚很多。我很赞同她说的这些，我觉得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而不仅仅是“学舌”。这种“学舌”有时候是很可恶的，也是我能看到的国学又“热”又“乱”的一个原因。
王静：现在学国学的人，目前都是些有钱的人，你知道吗？假如我们这里面都是董事长一个级别的，由梁老师的带队，大家各位的身家都差不多，哎，我们这90个人都学习了国学，就他们几个没学，他们就感觉特别没面子，特别掉价，心里就特别的不平衡，有一部分人，我交钱不是为了学习，听不懂，是为了这个环境、面子。我又不差钱，我啥也不差，你们都来学了，我凭什么不能学。学舌的人很多，真正自己有思想的人真不多。
杨卫：感觉特别肤浅，不能深聊。一深聊，什么都没有。
程路涵：一深聊他就开始背书，大段大段的经文，然后说“小姑娘你要多读读经典”，然后我就不说话了。
杨卫：我想起了我妈妈，我妈妈最近就总是批判我，“你不是学了传统文化了吗？你还这么不孝顺？”我和我妈妈讲：“学传统文化，不是要让人孝顺的”。我妈妈则反问我：“传统文化怎么就没有教人孝顺？”我就发现，大家对传统文化，不仅肤浅，而且存在误区，大家都觉得学了传统文化，就要学的中规中矩，跟个小老头似的。要孝顺。
我感觉是一种愚忠愚孝。浅浅的接触传统文化，就是一种愚忠愚孝，不管我说的是对的错的，都要听我的。
全贞雪：什么代表传统文化？文化的概念在以前的读书会中已提到过，文化是很难下定确切定义的文字。文化大致来说，是生活在一个区域的人们的活法。文化中传统文化又是什么？以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传统的内容可谓浩如烟海。估计只要是文化人，无人敢坦言自己知晓所有的传统文化。所以所谓国学可大可小，大到让所有人望尘莫及，小到如果不懂一二，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国学给马克思主义者的压力不会比普通人少多少，领导人拜访孔庙也可能一部分是出于对文化的敬畏之心。
王静：想到了曲老师说的那句话，“贱者求贵”，像习主席这样的，“贵者求雅”，“雅者求真”，他们肯定是要拜访那种非常有文化、有思想的人，他们这样做，并不会感觉掉面子，层面不同，追求不同。
杨卫：我觉得大家讲着讲着，就自然进入第二题的感觉，为什么文中讲：中国印度的学术，是要使生命成为智慧的，此意甚重要？
什么能代表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特质就是要让生命成为智慧的。这应该是其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地方。前两天，我读了一本书，是有关在生活中修习佛法的。书中提到一个问题：在生活中，多做好事，多做义工，就是把佛法融入生活了吗？书中认为，这不是把佛法融入生活的表现。社会上的每一种宗教都是要教人行善的。但是，佛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地方在于，佛教强调“出离心”和“慈悲心”。只有带着慈悲心和出离心来行善做义工，才是真正的把佛法融入生活。我好像有点说多了。
高傲：我实在不能理解“根本”这个词，我也很难理解“传统文化”这个词的意思，如果说历史我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一直是延续的。但是理解“传统文化”我就感觉是隔开的，好像过去有个文化，现在有的是别的文化，而不是连续的。
王静：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间断代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像过去那种私塾式的，真正的接触过传统文化，当断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现在再去把它拾起来去看的时候，肯定不像从小用传统文化教育出来的孩子。
杨卫：我感觉就是一种称呼、代号。一个名词。我是怎么界定传统文化的？民国之前的文化。为什么是民国之前的？因为民国及其之后，有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冲击。当代人的生活中，有两个面向：一个是西方文化，一个是东方传统文化。为了做一个区分，用了传统文化这个名词。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代号。
高傲：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个对比，那传统文化的对面是什么？
程路涵：现代啊
高傲：近现代中国有文化吗？
先生：有啊。“造反有理”“人定胜天”啊，（这都是当代宣传的文化，文化是）倡导的精神，而且指导人们的生活，如果不这么做，就过不下去了。你可以说它不好，可以不喜欢它，但是这些东西主导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的行动方向。包括希特勒，也是一种文化，把大家搞得疯狂，杀犹太人玩，它就是这么玩的。你喜不喜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你不能说人家没文化。
我想起一个笑话：刘心武讲了他一次特别卡哇伊的经历。作协组织他们去一个地方做笔会，会议结束之后，让他们去一个山洞旅游。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山洞，大家就都没有去。导游很热情，刘心武觉得自己脸皮也薄，他就下去了。导游带他参观的时候，指着不同的钟乳石说，你看：这个像老鼠，这个像南瓜……在回车上的路上，导游就讲：你看，就你有文化，其他人都没有文化。车开了以后，刘心武问大家，你们知道我参观以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大家说：不知道。刘心武回答说：我是有文化的，你们是没文化的。大家可以看，这个导游就是把不认同他自己的（人），全部定义为没文化。虽然对方是一群有名的作家，但这个导游就认为他们都没有文化。贴这个标签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在说别人没有文化的时候，用了不够和谐、合理、没有人文关怀的一个东西，来主张自己的生存文化。许多导游会说服大家“这块石头就是像什么东西”，他们不允许游客有自己的感知。他们必须要得到游客的认同。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讲到，这是一个意识的问题。刚刚大家讲的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回到根本上来看，是不是会看的更清晰，看的更不一样。之前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讲座的时候，也讲过这个故事：蔡元培要带着一些教授去欧洲访问，北大开欢送会，大家都在讲：希望能把优秀的中国文化带过去，把优秀的欧洲文化带回来。我祖父一认真，就问：什么是优秀的中国文化？这群北大教授们瞬间无语。最后胡适出来打圆场：这个问题很好，只是天太热，大家不好用脑。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要认真，同时，思考要有洞见，有洞察力。我结合看我祖父的文章的感受和自己的体会，来谈一下我的看法。
现阶段，学习国学存在错位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之中，蒙学是给多大的人读的书？现在因为欠了帐，恨不得80岁的人重新学习《弟子规》。《弟子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仅仅是ABC，如果用《弟子规》来代替中国传统文化，孔子要怎么办？
经过一个甲子传统文化的断层，斯大林社会主义文化的戕注。久而久之，社会文化也会内化到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之中，相当于我们整个社会的人被集体催眠了，我们变成无意识了。为什么孔子学院变成这个样子？这个现象的背后，本质是什么？还是把传统文化物质化，当工具用。《甄嬛传》输出挣了好几百万美元，我们很自豪，但是《纸牌屋》挣多少？从金额上看，在文化上，是谁在影响谁？党实在是没东西可以输出了，只好把孔子拿出来了。党总是批判孔子，却又把孔子当枪使，党也难受，这个枪上总有脏东西。我祖父曾经强调过一个概念：中国文化特别强调无对。中国，或者说东方的文化是无对的。西方文化是有对的。有对就是反抗和利用。他有孔学的标签，又听党的话，可以做社会主义的螺丝钉，而不是单纯因为这个人对传统文化有所造诣，是这个原因让我们把他选成院长。包括习大大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也是一个有对的东西，希望通过这件事情达成一个目的。比如，我们想把高傲选出来，因为她认识某个人，但我们表面上却说，组织特别重视你，给她贴一堆标签。一旦高傲知道真实情况，她的感觉马上糟糕。
孔子，尤其是先秦的儒家，特别强调君子不器，君子不器，就是无对。我祖父讲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例子。画画，中国画和西洋画就能看出明显的差别。西方人画天使肯定会画翅膀。中国人画神仙，只画云彩，根本不需要翅膀。西方人一定要有形，只要是飞，一定要有翅膀，没翅膀就不能飞。而京剧，举着旗子，转两圈就走出几百里地，靠的是想象，是意境。西方装饰通过繁复的工艺体现社会地位，而中国，用颜色就能体现，天坛就用蓝色的琉璃瓦，不用建一个高高的穹顶，上面画很多天使，中国把（西方有形）突破了。
在文章的开篇，就开始讲马克思主义机械的问题。我们之前也讲过，马克思数学很棒，数学是什么，数学是严谨的逻辑。但严谨的逻辑，在人类生活中是玩不转的。人总是有想法的，也许今天答应你，今天就不干了，这很合理，他也没精神病，也没喝高了，就是没情绪不想去了，不是像齿轮一样严丝合缝的，这是很关键的一点，而且必须要了解的地方。而且，丹尼尔·卡尼曼的研究结果也说：经济活动中，人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中国人早就弄明白这件事情了。只是丹尼尔·卡尼曼把这种情况用之于经济活动，并用心理学的办法进行建构。文中也讲：中医要等着西医来发现它，中医没有办法就着西医。这个可以理解。现在用分子生物角度来理解中医的学说，就有新的解释，变得好像可以理解了。这些事情还是要回到根本。孔子也讲过，还要靠自己的理性，对仁的体悟来做人。古代从来不弄些条目式的东西。不仅仅孔子不这么干，庄子、孟子、老子也不干。不像我们现在，八荣八耻，五讲四美三热爱，有条有款的。到了朱熹这里，他把这些东西规条化。我不愿意再嫁，是我的选择，这是可以的，但是，我逼着你不准再嫁，给你扣一个道德帽子，这是孔子所反对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和孔子的本意已经开始矛盾。当然可以倡导，卧冰求鲤，但不能刀架在脖子上，让大家都去卧冰求鲤，这件事情就麻烦了，这件事情不是道德。
我祖父也讲过了，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用道德来代替人之间交往的规则。问题在于，道德是用来自我约束的，我们现在却用来当砖头砸人，你不孝，一块砖头扔过去了。这就是反抗与利用。所以，国学折腾了半天，没有抓住魂，反复折腾，到底改嫁还是不改嫁。但是没有回到人上来，没有对人的理解，对人的理性的尊重和信任。这件事情，就变成强制的了。我们好像特别的人文关怀，特别的温暖，兄友弟恭、父慈子孝，紧接着出来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夫为妻纲，大家注意，那时候就开始三从四德，就开始列条了。孔子、老子、孟子都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仔细一想，这里面就乱了，但这也是传统。要抓住根本，不然就来回扯，来回弄，全都在里面飘着，你这么理解，我这么理解，始终不得要领，没有提纲挈领的抓住它的精神的内核。我祖父之前讲过，儒家思想灵魂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不认定。不认定，当然也就是无对。认定，就是“因为……所以……”，“只要这样，就会那样”，按照这种句式来弄。为了便于掌控、控制，只能往机械方面靠，生命就没有了，这便于工业化。
工业中，有生产节拍，有生产流程时间点控制。这个实际上就是把人将就生产过程。不管累不累，今天这些工作完成才能回家。这就用物来奴役人了。我们尤其是在北欧，现在也意识到了，生产流水线给人带来的心理上的一种残缺感，始终没有生产出一个最终的商品。我拧一个螺丝，你焊一个固件，这个过程就无比枯燥，就像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一样，人不是机器啊。现在，他们就弄成小组生产，这个小组把一个商品生产出来，哪怕是一个总成，那也是一个制成品。整个过程都是机械的、不完整的、没完成的，那么人在这种行为的影响下，他的感觉、工作的热情和兴趣都会衰减，这也都可以通过现代心理学可以测量出来的。问题在哪？我们还是要回到对人的终极关怀上，不能设置其他条件的关怀。
曾经看凤凰卫视，一个人忏悔，在文革中打死一个人。就因为人先打他，他又打回去，打着打着，脑子上都流东西了，他说不能再打了，再打就死了。这时候，旁边一个人讲：这是阶级敌人，他爸曾经杀害过革命烈士……他突然一瞬间觉得是，抡起棍子，朝着对方脑袋又来了一下。老虎吃人，吃饱了也就不吃了，我们不行，即使他不对你生命造成威胁了，我们还是要往死里整他。包括南京大屠杀、屠杀犹太人……其实，人类的兽性比野兽还厉害，这一点，太恐怖了。
如果我们还是没有对人的尊重，还是停留在有对、利用与对抗上，最后，必然使人的关系变得冰冷、阴暗、残酷。因为总是利用，所以，当他接近你的时候，你第一个念头就变成，这家伙要干什么？他要请我吃饭，他要干什么？这里，我们必须要回归根本，如果不回归根本，只讲三从四德之类的就说不清，而且没有办法和现在的文化相融合。所以，我还是觉得要把原文吃透，把握住重点。文中多次强调，唯物史观为什么不行？因为它是机械的、僵硬的。如果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算计的，只要设计好就可以控制的，大家想想，能控制吗？谁控制过？之前毛主席算，抗战几年就搞定了，最后真的搞定了。问题在于，战争时期，大家的行为选择单一化，包括国共都停火了，要先把日本打出去，地主也减租，给农民兄弟留口饭吃，好和鬼子比划比划。在这种特定时期，人们的行为是可以控制的，或者说是可以高度一致化的。
但在一个好的社会，大家的选择肯定是多元化的，多元的选择从数学的统计上是有序的，从微观上是无序的。统计学说，平均寿命是75岁，你不能这么说：咦？你76了，怎么还没死？虽然统计学上合理，但这肯定是要出事的。我们要回到自己的生活，回到我们要面对的现实里面去解决问题。如果只是飘出去，讲一些大道理，对我们的生活起不了作用。包括台湾的当代儒家，他们不回到根本上谈，也把传统文化弄成野狐禅【1】了，他们也玩机巧，玩嘴皮子，玩解释，玩来玩去，人的心定不下来，心里面没有力量，大部分人觉得真热闹啊，五光十色，比较晕，听完高级大师的讲座，扶着门框出去了，过两天，又忘了。因为它不能和我们的生命发生联接。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不和自己的生命发生联接是不行的。我祖父讲的话都很朴实，“对自己有办法”，是中国修为的一个关键着眼点。但现在讲国学的，几个对自己有办法？自己的修为，自己的作为，包括我们之前讲过的郑家栋【2】，大家都是说嘴。艾凯当时提出梁老是最后一位儒家， 马勇在《新京报》上写文章反驳说是胡说八道，还有好多儒家。马勇就是一个练嘴的。我父亲从来不说别人的不好，但他就曾和我讲过，马勇给他留的一个印象相当糟糕。我父亲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到马勇的办公室坐会。马勇就谈到，如果有梁老的资料，可以捐到我们这里。马勇提到，他们所里，所有有关我祖父的资料都在马勇的办公室里。我父亲曾经想把我祖父的一些手稿捐去哪里。我父亲讲，我把东西捐出来，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结果就你一个人看，你一个人霸着，这个不好。大家看，一边嘴上说着，一边贪。那你想想，你这个东西学的是什么？包括一些佛教徒，要让大家放下生死，结果，拜佛，拜菩萨，求求你，让我再多活三年，求升官，求发财。这还是一个有对，一定要抢头香，为了抢头香，打破头，这很无厘头，这都是有对的。但我也觉得这都是一个过程，总比天天造反有理强，而且，我们要允许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抉择。我们也不要鄙视人家，人家只要活得舒服，活得高兴就行。真的不要担心。
这次去长沙，廖晓义老师介绍她发起的乐和运动，几个老师就有些担心，我就说：大家先想想，这能不能在党的眼皮底下长起来，还是个事，你们现在还担心它能不能一统江山，更不用想了。因为中国人一定把它搞得千奇百怪。就像一个太极，都是一个师傅教的，教着教着就不一样了。不要怕多样化，中国一定把它整成多样化。中国骨子里头的这种无对，也给我们进入现代化带来一个阻碍，对规矩、法律的尊重不够，总是觉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是可以商量的。但老这么做，非把法律搞成一个筛子不行。在大都市生活，必须是规则至上，这个红灯可以闯，那个红灯不可以闯，那非乱了营不可，所以只能一刀切，这样，个体的效率可能低下了，但是系统的效率可能上去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问题的本源。要不然，就飘出去了，讲了很多，始终不得要领。为什么不得要领，就是不能言行一致，没有能够不懈惰，没有用躬身自省的态度去面对自己。老着急教别人，可是对自己还没有办法。这样的师父教出来的徒弟，也只能是对自己没有办法。有对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肯定也是有对的。
杨卫：我现在觉得智慧的生活，是过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能做到言行合一，对自己有办法，才是有智慧的表现。这些题目，我自己思考了很多遍，的确是像先生讲的，想着想着就飘了，太形而上，不接地气，不得要领，不是味道。我看第二题，第三题都讨论过了，我们就直接来看第四题吧。文中讲：就是当下的是非好恶痛痒，让这些在当下更切实明白开朗有力，喜欢这个就是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就是不喜欢这个，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毫无半点虚假。在这个过程中真实表达，对方受不了怎么办？尤其当表达愤怒、悲伤等负面情绪的时候。
这道题我就不举自己的例子了。三一昆明恐怖袭击之后，我有一个朋友，天天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怒吼，指责政府不作为，不相信媒体的报道，他站在新疆人一边，认为政府首先做得不对。他本是民间公益组织的一员，他这个样子天天愤怒，其他工作人员都有些受不了了。他们可能有这个担心，担心这种个人言论被曲解为他们这个民间组织的言论。昨天晚上，他们的总干事终于受不了了，在下面留言，“SB！”，我是第一次看到他们总干事失态。我就发现，我这个愤青朋友就是在表达的时候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但他身边的朋友就是受不了，怎么调和这其中的矛盾？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先生：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另外的感受。我做了几次社工的培训之后，我发现他们累积的负面情绪非常大，没有办法消化，一旦有个突破口，就可能开始宣泄他其他方面的愤怒，可能不仅仅是新疆人、恐怖袭击，可能是别的事情在作祟。他们可能当初头脑一热，做社工了，又被高尚的对待，被一些人架起来，特别难受。而且很多人有许多情结和心理伤痕，我跟他们座谈的时候，他们感觉真的很好。我没说什么，我就是说，要做自己，要对得起自己，首先要对自己有个交代，别老想着先给别人一个交代。所以，要理解他，他这么变态的骂，一定有他变态的原因。其实，他未必是对政府有意见。
杨卫：我表达了我对他的理解，他们总干事就对我有意见了。
先生：那没办法，那管不了，你要再和他交流。你不能怕别人有意见。我觉得直接表达是这个样子的，特别是你私人的情感。马未都讲过一个故事。日本鉴宝节目中，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表现不一样不一样。在中国，“你估价多少？”“200万。”“你这个啊，200块钱。”“钱不是问题，我欣赏的是……”另一种情况是：“你估价多少？”“2万”“你这个啊，200万。”“钱不是问题，我欣赏的是……”不管被估了多少钱，这个持宝人的言语都是一样的。在日本，如果这个文物的价格远远高出持宝人所估的价格，持宝人就会表现的很高兴，甚至手舞足蹈，他们就是喜怒形于色。一说不值钱，马上伤心的不得了的样子。我们中国人就一直装，可是想想，可能吗？2万块钱收来的东西只值200元，真能不动心？不可能。在中国，如果表现的很沮丧或很高兴，就会被评价为贪财。看，道德评价又出来了。大家一直装，大家都很虚伪，就没有关系。
我们去韶山的时候，两个朋友非拽着我去，我知道，他们就是想和我聊聊天。结果到了以后，抓瞎了，找不到毛主席遗物馆。好不容易找到了之后，发现旁边大理石牌子上刻着：毛主席遗物馆。但匾上写的是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同去的朋友讲：怎么能这个样子，都不统一。指路牌上写的也是毛主席遗物馆。跟着指路牌找了半天，才发现，毛主席遗物馆和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是一个地方。他们非让我给一个心理学的解释。非要给一个心理学解释的话，就是说：我们社会语言系统是分裂的，是相互不搭噶的。什么意思？我就讲，我们会在政府报告，新闻联播里讲一套语言；党派出的十八大宣讲员是另一套语言。虽然不能播出，但这是党认同的。这已经有两套了。领导传达的是一套，具体运作的又是另一套。老百姓骂街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套。所以，我们是多语言系统。一旦到了某个场合，我们就知道要切换到那个频道了。如果今天是党的生日，我们开会，大家都知道，这会上新闻联播，所以，自动换到一个频道。单位年会，亲戚朋友聚会，都是不同的语言系统。我们仔细想想中国这个民族性格的多样性，好痛苦，必须要手自一体，要不然就要来回换挡。我们与祖先的背离，不仅体现在之前所讲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而且体现在平日的言行上。心理讲座的同学知道，《狗牙》这个电影中，语言系统完全是颠倒的。
杨卫：做到表里如一，好难。
先生：不，做到表里如一，自己是舒服的。因为自己不打架。最痛苦的是自己和自己打架，如果外人和你打架，你完全可以不理他，如果自己和自己打架，即使钻进被窝，蒙着被子，也照打不误。心不安，就在这里。自己和自己打架，心就不安。这是我们最大的纠结。人要自杀，一般就是内在自己和自己打架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向内攻击，攻击自己，一定是自己和自己打起来了。2万买来的东西，被估价2000万，高兴的蹦高；宁肯坐在宝马里哭泣，也不肯坐在自行车上微笑，这些都没有关系，他的价值观我们需要尊重，我们可以不按照他的价值观做。我们不能因为他的价值观而骂他个狗血喷头。这是两件事。包括东莞事发之后，大家都在讨论，性工作者是不是应该合法化。支持有权利，不等于大家都去做。我们一表态，就是绝对化，越来越有对。在斯大林版社会主义的强势催眠下，我们越来越极端化。我们反而不能做到阴阳互根了。像杨卫的妈妈，立刻拿道德批判的砖头砸她。这是有对的东西。我们都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自己这里还没弄利索，就要支援世界革命，自己穷的叮当乱想，这算怎么回事？越来越分裂。
杨卫：我感觉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修身还没修好，我们就要毕业找工作了。修身还没做好，但因为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就要去齐家，要和公司里的外人搞好关系，自己的情绪还没有收拾妥帖，就要处理病人矛盾的内心。就经常感觉招架不住。我们没有办法去说，因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而不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我感觉这挺矛盾的。
先生：我先不说了。我今天说太多了，大家就杨卫的这个问题讨论讨论。
程路涵：我觉得我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换挡，我一个档是面对工作的，一个档是面对生活的，我只要一打开家门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其实我也有很多事情搞不定，我也很困苦。前两天我还在跟我老板谈我的职业规划，我觉得我面临好多困难，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觉得我搞不定这些事情。我老板跟我说了一句话，很大程度的缓解了我的焦虑，他说：“你还是要坚持”。他告诉我，每一个人都是从搞不定自己、搞不定别人、各种的搞不定开始的，只有做着做着才知道怎样搞定这一切。说实话，我跟他聊这个问题时，我是很想停下来的，我实在不想搞了。我跟他说，我大概需要停下来总结前一阵子的工作同时也再通过学习来充实自己。我回顾我之前的一个项目，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工作效果很不满意，如果再给我多点时间或让我重来一次，一定会更好。他当时给我的回应是，我在这个项目中所承担的工作的确是有难度的，任何一个人来做都会遇到这些困难，大家都没有现成的有针对性的方法可以借鉴，他最赞赏我的一点就是我没有怕麻烦，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开始我也觉得我要修身，要通过多读书多思考来提升自己。我今年的体会是，我大概要积极地和现实进行碰撞，在碰撞的过程中会有新的想法也会有新的解决办法。而当我独自一人什么都不做，只是想，只是自己挑剔自己或者跟自己作对，只是要修身养性，可能并不是特别有效。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在职场上我们很难一下子就具备能力去干出什么大事情，但是我们也到了和现实进行碰撞的时候。
高傲：刚才听杨卫表达自己的困难，好像外界一直在强迫她似的。其实也没有人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非要让你去这样干啊。重点在于你有没有勇气选择你想过的生活。你可以选择先去修行一段时间然后再进入社会，你也可以以现在的状态进入社会，然后在摩擦和碰撞中成长。
程路涵：其实最近我在择业上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我到底要不要北京户口。如果现在我要北京户口也是没有问题的，代价就是我要跑到北京一个我觉得是很偏远的地方工作生活几年。我从小是在市中心长大的孩子，我在天津的时候就是在东郊，那3年快把我折磨疯了，觉得整个人的生活质量和个人气质都变得好差，所以我不愿意在勉强自己接受那种落差。可是不要户口呢，大家知道以后就开始不停地拷问我：你不要户口？那你结婚怎么办？生孩子怎么办，你知道准生证多难办么？买房子怎么办？买车子怎么办？……那次拷问完毕我自己在回家的地铁上哭的跟狗一样。后来我跟我一个台湾的朋友聊起这个问题，他问我不要户口是不是又开始叛逆了，因为觉得没办法让所有人满意所以又开始破罐子破摔了。我当时回答他说，叛逆不叛逆都不是当紧的事情，关键是当自己做出一个选择，和别人选的一样还是不一样，选择过后命运是否依旧在你自己手里，还是说你做出一个选择是为了省事、为了依靠外物他人，这个才是要想清楚的问题。如果我拿北京户口是为了结婚、生孩子、买房、买车的时候省事，以后的生活好像就有了很多依靠，估计这个心态要玩完。这个事情肯定是省不了的，我肯定会遇到其他问题，我当时选北中医就是为了省事，结果这七年我什么事情都没省下来了。如果说拿了北京户口，也做好了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任而吃苦的准备，仍然可以做出很多调整和改变，把命运交掌握在自己手中，那选择拿北京户口也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确实不愿意吃那份苦，我更愿意为自己不要北京户口而买单。
回到高傲问的那个问题，是去修身，还是去和现实做碰撞，应该怎么选。我觉得无论怎么选，都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前方都是不平的，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并坚持自己的选择，只要在做出选择时已经认识到这些，怎么选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做出选择是为了能省去一些困难，为了让自己以后能舒舒服服的一路安康，那大概是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的，怎么选都难免失望。
高傲：你是不是想修到一种面对病人的各种情况你都可以解决的程度后才走向社会？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社会呢？你是不是想要那种修到对于社会的机制都能够应用自如之后再面对社会、再走向社会吗？
全贞雪：大学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致是一个人健康成长的顺序，但是这个顺序并没有严格的界定，我们不会修完身再去齐家，齐家之后再去治国，治国之后才能平天下。即使是孩童的生活里也既有自我成长的修身，也有与家庭成员互动的齐家。所以四个过程既可以同步，也可以分步骤。咱们不需要一定把前一个完成的淋漓尽致，再步入第二个过程。现实生活中会不存在绝对化。从杨卫的顾虑中可以感受到恐惧，害怕走向新的生活的恐惧。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勇气，即使没有准备充分，但也要迎面挑战的勇气。
杨卫：我大概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感觉问题很多，理不清，应该是逃避，就是逃避。想省点事，就不去想，结果问题都在，一点都不省事。
先生：我想聊一下另外一个问题。我祖父讲，他刚进北大的时候，提倡西学，佛学也是可以讲的。想提倡孔子的时候，就会羞涩的说不出口，因为那时候都在喊要打倒孔家店，而且喊成一片。对比现在，恢复国学又喊成一片，只是一种颠倒而已。在那种情况下，他坚持去做。学术界上，认为我祖父开创了中国的比较文化研究。他真正把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放在同一个水准上，二者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是方向指向不同而已。我自己觉得，这是他在学术上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后来，我祖父去世之后，我去看一篇讲中国近代哲学史的文章，文章中讲到《中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出版之后，商务印书馆连续再版八次。之前也拍过一个电影。里面讲一个叫艾如（音同）的作家，去云南，大概是深入乡村之类的事情，他的自传还是小说，拍成了一个电影。主人公一路走下去，一路轻减行李，最后打开包袱，里面是一本《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而且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哲学界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哲学家——梁漱溟。其他人都是在学舌，不是学孔子的舌就是在学黑格尔的舌，这没意思。一家之言，要有独立的创见。后来的学术界有人认为，我祖父的思想太粗放，问题不是粗和细，而是有无开创性。大家看从明朝到清朝的家具，工艺越来越繁复，越来越精雕细琢，越来越显示匠人的手艺在提高，可以把瓷器做的跟铜器似得，都在这方面用劲了，真正能够在艺术上、在文化上有创新的，太少了。工艺越来越细，越来越没有生机，这才是问题所在。在提倡孔子都羞涩的不能出口的年代，我祖父坚持去做。他不是硬撑，儒家就是好，就是好。我们在文革期间就唱过这么一首歌：无产阶级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这个词好记，但感觉像在跟谁较劲，这实际是一种底气不足的表现。现在想想都很滑稽。要讲中国文化的价值，就要能讲出门道，能够服人，能让西方学术界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视点，而且可以做这样的探索和比较。这样就很好，很圆满。我祖父也说：“我不想做一个学术家。”他从北大辞职以后，马上就去农村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想在学术上做出些什么成就，他在学术上所有的见地都被大家认为有洞见，有洞察力，有独到的地方。可以说这些见地粗、偏，但不可以说他没用心，不认真。他一定不去炒冷饭。我们在现在这种风气下要怎么办？没什么办法，做好自己，能做到哪，做到哪，不要勉强。我对这种政治教育对老百姓的戕害十分反感，但是我能做的就是把亲子讲座做好。我也没有在微信圈里骂现在的教育，这没有意义。我知道你的愤怒，但我希望你的愤怒能够转化成消除你的愤怒的一个行动。你觉得怎么能够让你的愤怒降低，或让引起你愤怒的现象减少，你这样去和他交流就可以了。
杨卫：我问了，他说，他也没办法。
先生：这就是问题所在，他对自己没办法，他对自己的愤怒没有办法。
杨卫：他就觉得是政府做错事情了。
先生：这已经成为一个双向性的东西。政府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他手里，包括周·永·康这件事情，为什么搞这么大，几百个亿的贪腐，想杀谁就杀谁，无法无天。在社会主义和伟大光荣正确党的领导下，玩的这么娴熟，这只能是体制的问题。我们能怎么办？我们也找不到周·永·康，连周·永·康的儿子都没见过，抽他一嘴巴的机会都没有，就这么回事。我的那些表哥表姐，一聊天就是周·永·康，我就不愿意聊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没有意义。把他抓起来，也不会因为我们骂的厉害，而把他宰了，不会的，他最后肯定活下来了。我们还是会生气，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时候，我们已经落于被动了，我们已经被这个东西带着走了，已经被这个东西控制了，这就是对自己没有办法。对于做社工，我就强调，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这个经历当做成长。管理人希望稳定队伍，我也对NGO的负责人讲，我们能不能按照兵役的形式来做？总不能让人家干一辈子吧？一个月2000块钱，世世代代都在山区生存，这不可能啊。许多NGO的负责人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在北京有车有房，但这些志愿者不是啊，许多从大学一毕业，就来做了啊，也要体谅他们啊。我也告诉这些志愿者，能不能利用这两年，在这个工作之中，成长起来，既然签了合约，就通过这个岗位，让自己成长提高。这样志愿者和NGO组织之间就能共赢了。部队也是这样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样做，大家都释然了，NGO的老师也明白了。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只是指责。一定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建议。我们当然反对一些东西，我们也只能一点一点的做，而且做，也要有具体的方法。那天，电视上看钓鱼岛问题，好像，毛主席在，就怎么怎么样了。实在忍不过，我就写了一句：毛主席在的时候，把白龙尾岛送给越南了，把白头山送给北朝鲜了，一大块云南的领土送给缅甸了，这都是毛主席送的。我想说的不是别的，我们可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眼前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去做，就能把自己对生活正确的感知、理解传递出去，大家就开始冷静，就不那么狂热了，被忽悠起来，就越来越困难了。大家的理性越来越多，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和谐，就会建立起一些基本的信任。就是这个样子，只能从自己开始做起，改变不了别人。
文章中也说了一些话，大家可能没有注意，我觉得问题还是要回到根本上。一战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坚船利炮把中国打趴下以后，我们太痛苦了。当时人们对西方的认识太过愚昧，不出事都是不对的，甲午海战，肯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系统是不行的，只靠玩命是打不赢的。被打趴下之后，一下子天塌地陷，马上就是文化虚无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孔子的东西就马上不能羞涩的出口。当时我祖父讲课，大部分人是抱着听听梁漱溟有什么怪论的想法去听课的，后来听着听着就不走了，以至于后来学生太多，要换大一些的教室。要允许接纳别人对我们有误解，允许别人给我们贴标签。
一战给西方工业文明以沉重的一击。如果没有一战，欧洲直接发展下去，他们的日子就太幸福了。根本没有办法和他们对抗，差距太大了。
西方文明是向外逐求的，讲一战的原因是争夺殖民地，其实根本不是。如果争夺殖民地，应该在殖民地开战，而不是在欧洲开战。因为这种贪婪，无止境的对物质的追求，向外逐求，双方都把对方物化了。
这一点做的最好的俾斯麦。看看俾斯麦当政的时候的外交文件，相当有水准，他的算度非常精确，怎么打，打到哪种程度停手，他自己特别明白。我要把你打败，但我要你战败以后，依然能够回到欧洲文明中来。他明白阴阳，懂得有分寸。他下台以后，大家就开始疯狂的算计。算算彼此的军舰，我能把你打败，我就开战。疯狂到什么程度？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众多的数学精英拿着步枪都到前线打仗。德国最后格丁根学派的数学家也参加了一战。按理说，这些人相当明白，学识够、脑子好使、数理逻辑强，也一样发疯。数学家都发狂到战场了，其他人要发狂到何种程度？二战是因为一战没有处理好。把德国逼得走投无路，非要翻身不可。不像俾斯麦，我把你打趴下，也能让你喘口气，让你在这里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希特勒就利用这种绝望感，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现在欧洲那么先进的社会发展，特别怕打仗，因为这两场战把他们打服了，绝对不会在欧洲发生战争。美国现在也明白了，在空中扔飞机行，但不可以下去。伊拉克、阿富汗，一去就完蛋，就没有优势了。在索马里，弄了很多无线电干扰设备，但当地人敲鼓联系，这根本干扰不了。这种以算计为中心的东西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对人的时候，就开始出洋相。美国去了阿富汗之后，发现机枪不可以，把二战封存的重机枪拿出来，赶紧运往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在山沟之中，远远的射击，而现在的这些机枪超过100米，就基本没有杀伤力。把先进的武器收回，再把落伍的武器搬出来，因为对手不和你玩高科技。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这个问题要要意识思虑去解决，但总是会在某个点上出纰漏，总有自己算计不到的地方。我们总是认为只要自己算计的足够多就可以，其实不行。
我记得有人讲过，所谓的战略，就是自己打赢之后，给自己找一套理论。因为对方总是变的，自己弄一套战略，但对方跟不跟你玩，这是不一定的。
我说了这么多，回到这本书上，就是东方学术之思想是什么：无对，不认定，对智慧、对人性的尊重。而不是靠算计、机械的唯物史观把一个东西卡死。当时mao主席也是，当时总是想算计，跑两步，就能跑进社会主义，结果跑多少步，都跑不进社会主义啊。规律根本不是这么运行的。
河北要每年压缩钢产量1500万吨。当时大跃进，让全国人民都累吐血的炼钢指标是1070万吨。现在压缩就要压缩这么多，那时候，mao主席弄的大家整天不睡觉，把铁制品都炼成钢了，有些钢，毛刺没打掉，铁砣折了，这都自己糊弄自己，都是这种把戏，凑数，我们现在都是数字，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防止上当，防止被忽悠。
包括医学，我祖父就自学了那么一段时间，但他对中医的理解，为什么这么有洞察力？就是因为他自己认真，他秉承了东方学术的东西，去研究东方传统医学。他完全靠自己，不是说他神乎其神，就是因为认真。他同我讲过，佛学的书真的没有办法看，连标点符号都没有，但他就是能够集中精力，然后做到自觉明强。那我们能不能从自己开始做起，做到自觉明强，不要管，因为很多东西，我们真的管不了，这个世界和我们的控制没有任何关系，党都控制不了，我们也不要生出一种妄念，就把自己收拾好了，那就不错了。
杨卫：冯蕾师姐还说，下次想继续讨论，下次就不讨论了，东方学术之根本，不认定，无对，剩下的都是自己做出来的，下次我们就不讨论了。这次给我触动挺大的。自己之前还是想太多了，还是要行动的。
梁先生：大家现在做延伸阅读，做的很好，怎么能做的更妥帖一些？如果选好延伸阅读，对大家是一个帮助。最好少而精，太多了，大家就都看不过来了。第二点，要尽量贴近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的生活有关联，或对我们理解这篇文章有重要的启发。我觉得有很多方面都可以选。比如这篇文章，文章强调了一战，一战是怎么样子的？或者，这篇文章讲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是怎么样子的？可以有个参照，有个比照。大家选择延伸阅读的时候，要打开思路，让我们对文章的把握和理解提高。再一点就是我们都有督导。建议主讲和督导要沟通，每人提两篇，再商讨一下再选出一篇或者两篇文章，因为一个人想总是不够周全。这样督导也可以真实发挥对主讲支持和帮助的作用，出谋划策，把把关，否则督导就看不到具体的工作内容了，这是我的提议。
<</SPAN>完>
【1】野狐禅：学道而流入邪僻、未悟而妄称开悟，禅家一概斥之为“野狐禅”。这里有一件著名的公案：昔有一老人，因学人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答曰：“不落因果。”结果五百生为野狐身。后承百丈怀海禅师代下一转语：“不昧因果。”老人遂脱去野狐身。（见《五灯会元》卷三）。宋·慧开批评他误把“识神”认为“真心”，是“野狐见解”。（《无门关》）后以“野狐禅”泛指歪门邪道。
【2】郑家栋：男，1956年2月生，山东日照人，哲学博士，主要学术专长是中国现代哲学，从事中国哲学研究。最后以伪造结婚证等手段帮助多位“妻子”骗取赴美签证遭到法律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