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次读书会—文化季第六次读书会整理稿
主讲：全贞雪 督导：杨琳
文章：《中国民族的力量》、《中国士人的心理》
思考题：
1、梁老先生说“中国人在种族上无狭隘之见，只在文化上有信念，不肯放松。”，“中国不像国家，而只是一个社会，是一个文化体。”，“因为理性发达的结果，所以种族之见少，而天下一家之意多”，中国人所不肯放送的文化是什么？
2、中国读书人对在上的威权无好感，其“来源是因为中国人早受理性的启发，才对强权势利不给以位置。”中国文化的长处在于理性吗？为什么在中国理性较早的得到了启发？如今的中国人的理性还优于别的国家吗？是或不是请说出为什么？
3、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或者思想上受到文化影响的思维方式和举动有哪些？
全贞雪：首先第一题，如果亡国，中国人放不下的文化是什么？是语言？
程路涵：我们提到过，文化其实就是生活的样式。在当时，中国就处于农耕社会，生活的样式也是以此为基调的，所以在面对入侵的时候，我们的作战方法也如文中提到的是自卫战。这都是我们不能放弃的。
梁先生：中国历史上比较强调民族的朝代应该只有元朝了，清朝入关后对民族问题还是比较宽泛。优先色目人、强调民族差别的元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短暂的过客，朝代维持时间较短。试图用硬性的行政力量来促成庞大人群的生活样式改变，这其实已给执政者自己提出了挑战。害怕庞大的人群对少数人形成威胁，把日常生活中必须的刀具都全部没收，使得吃饭等最基本问题都出现各种障碍。其结果人们对统治者的不满自然与日俱增，加速了王朝的灭亡。北方的游牧民族满族清朝入关以后，最大的动静就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折腾半天，统治者得逞了，但是，这些少数民族的皇帝最后还是写汉字。甚至以如何把汉字写得更漂亮，汉文诗词更雅致为自豪。
文化方面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人口的数量决定文化的影响力，人数少的民族文化就发展不起来。文化的先进与否，是比较抽象的，但也是比较客观地，很显然这种所谓的先进文化对所谓的落后文化的强势影响是挥之不去的。包括后来少数民族的服装为什么不流行了？这是因为现代化的生活影响了服装的发展。现在已经没有慢节奏的生活了，民族服装叮叮挂挂的不方便，节日里可以秀一下，但是平日里穿着民族服装，少数民族自己都觉得很不方便，所以自然就会放弃这些服装。生活的节奏越快，民族的服饰就越难穿出来，比如穿个大袍被人踩了还容易打架，自己也会觉得很麻烦，因为不适合现在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都被压缩的环境下，穿戴少数民族的服装不靠谱，这些都是在安逸闲适的情况下穿的，你可以在优雅的环境中，细声慢气的举止：但在一般场合，人们很难做到。可见是历史的发展造成让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服装越来越边缘，越来越走向博物馆化了，最后成了一个橱窗化的东西。
据说最近去南疆，人们就看到很多妇女开始戴头巾，穆斯林要求妇女不要把头发露出来，现在有一些原教旨主义的折腾，它开始要求这样，为了安全需要，这样穿戴，可以告诉人们自己是信古兰经的，让人家不要攻击自己。所以文化的进程也有退步的时候。周遭环境决定了何种文化生存。
民族的文化源于整个民族的生活状态。目前的社会发展趋势是民族及文化的融合，这不是谁要把谁干掉，是人们在生活中进行了方便自己生活的取舍，结果造成民族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
全贞雪：中国的文化一直以来都还普遍认为是先进的文化，为什么到现在中国反而成为最没有价值观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怎么就从先进转为了落后？
梁先生：这是可以理解的，非要强制灌输的时候，大家的感觉就是抵触，已经与灌输事物本质的好坏没有关系。比如说，命令大家今天都得穿黑色裤子，大家首先就感到反感。原本今天想穿黑的，但听了要求，就偏要穿蓝的。不为别的，就为挑战权威，看你能怎么着？！
此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诊断网瘾倾向的九项标准，九条当中有五条就可以认定的有网瘾倾向。条目证明的是这些人在逃避现实。据研究，我国有2400万人有网瘾的倾向，有1800万人有强烈的网瘾倾向。两者人数加起来就相当于比较大的欧洲国家全国人口总量。可见网瘾真的不是小事情。我去101中学讲座之后，不停地有人找我来做咨询。有大量的孩子对学习产生厌倦，他们原来学习都是不错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未来没有任何期许。有一个孩子说法特别有意思，我问他，他的梦想是什么？他说了他的梦想之后，我非常理解，同时也觉得非常难受，有一种哀伤的情愫。他说，他梦想是做一个米虫，有两大缸大米可吃的米虫，每天在大米缸里吃喝拉撒。大家可以想像这是一个什么状态。他其实现在学习也还不错，家境也很殷实，父亲虽然很趁钱，但不是土豪，为人很低调。我就觉得这个小孩没有自己的追求，他对生活的趣味已经被阉割掉了。是怎么被阉割掉的？大家可以想，你们所受的教育，让你们对生活无趣。我去上海大学的时候我就讲，“我不反对你们找有钱的人，也不反对你们找风光的企业。但是你们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应该选择可以让自己觉得有趣味的事情。大家都是淘金的心态，我不太相信这种心态下事情能够做的好。”心理学告诉我们，这种状态下很快会产生被动攻击。一切出于逐利，没有趣味，很快的亲自把自己的工作干掉，为的是迫使自己在这个场景里呆不下去，因为他不喜欢这个场景。唯一能够让你有信念的就是利益，而且这个利益等到一定程度的话，他就会做评估：我拿这么多的钱，遭这样的罪，值不值？对中小学生来说，他也要做这个评估：遭这样的罪，得到一个自己不认同的东西，到底值不值？就刚才所讲的那个孩子来讲，他的本质就是对现实的逃避，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也经常讲我们要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已经代表了先进文化，但是我们的主流的文化产品、书籍、影片等在全世界没有市场。这很说明我们文化的影响力。
全贞雪：如果我们现在被侵略了，处于亡国状态的话，大家感觉最割舍不下的东西是什么？
杨卫：我认为是自由，精神上的自由，也可以说是文化。文化有自己的内核，不仅仅是生活的样式。比如中国的忠君思想的内核是尊道，可是历史的沿革中人们已经忘掉了最初的尊道的核心，只遗留了忠君的生活样式，留发不留头等事件也是忠君思想的表现。如果真的亡国，我觉得最割舍不掉的还是这种文化。
梁先生：如果文化丢失了会很可惜，生活也会很别扭。我觉得这里更重要的是精神家园的问题，就是它把你的精神家园破坏了。中国历史上各代王朝在更替的时候，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朝廷的崩溃，并没有引发到平民社会结构的崩溃。这个朝代不行了，但是里长、保长都接着存在，只是皇上改了姓换了人而已，社会底层结构并没变，整个社会还是比较安稳。朝代的变化感觉比较明显的是赋税、摊丁等方面的变化，大家该种地还是种地，宗族结构也没有太大变化。县令是最低级的干部，上面的变化跟底层社会没关系。朝代变化，就相当于大树齐根儿断掉，但树根儿并没有变化，不管上面嫁接什么枝儿，长出的还是同样的东西。
杨卫：封建王朝换了很多代，但是每一朝代对孔氏家族的尊崇是几乎不变的，这也说明封建王朝的尊儒思想。
全贞雪：刚说到尊君思想，也说到它的核心是尊道，那么尊道是要传承什么？
杨卫：孔子倡导尧舜禹的时代，三黄时代社会管理主要提倡教化，比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上行下效”，所以这里的君不仅是统治者，还强调是道德的楷模，具有道统的意思。
王旭浈：我认为从秦始皇开始，就已经不是那样了，皇帝就已经是统治者了，已经是“家天下”了，（梁先生：但是他会搞一个“君权神授”），对，说法上有一个来源。
我觉得“不肯放松”的文化主要还是儒家的文化，但表现上更多的是对规矩、礼数的不肯放松。就像是地方上，我最近在看一个电视剧叫《刀客家族的女人》，他们那个刀客家族就是典型的，家族有祠堂，有家法，如果子孙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比如赌钱，就开祠堂，请家法。家族还有一个节女堂，专门管家里的女人，如果出轨了，刑法特别严酷，比如鞭打啊、游街示众了。规矩特别多，尤其是长幼尊卑。对女人的管控，我都觉得特别残酷。（梁先生：是残酷还是特别压抑？）是特别压抑，她们老喊一句话就是“我们余家的女人，命丢得，脸丢不得”。
梁先生：这里更多还是主观上的或心灵上的东西。对于我们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民族来说，对于国家民族之间的情感就比较乱，最后变成忠君为最，爱国其次。这样一来，对于所谓仁人志士来说，就很难避免的冲突就是君主与国体之间的二元相悖，比如遇到昏君怎么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比如岳飞、郑成功等，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很挣扎。虽然我们也经常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真正的下层老百姓对于国家民族的认知都是朦胧的、淡漠的。皇帝驾崩时，老百姓可以哭，但国家沦丧时，老百姓觉得也就这样，并没有觉得亡国了必须像屈原那样殉国。我祖父曾讲过，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总爱讲天下，不爱讲国家，实际上就是对国家基本没有感觉。除了汉朝与匈奴战争，以及元朝以汉族为主的抗元战争之外，很难上升到压倒高层政治的地位。民族间的征伐往往成为朝廷内部政治集团博弈的一种表达方式。实际上主战派和主和派是互相倾轧的，比如主战派给主和派添一个帽子，实际上是想把对方干掉，用了很大的力量和资源用来内斗。中国历史上由中原民族发动的战争，大部分都是靖边之战，很少有开疆拓土的战争。即便有靖边之战，也是为了让人家进贡，带一大堆东西回来，显示出比别人富裕。这让我想到，我们总谈鸦片战争，战争战役战斗的层级是不一样的，大家是否想过英国人的伤亡人数是多少？所称没有超过600人，从这个数字上讲，也就是一场战斗，连战役都算不上，但被我们称为战争，还是两次鸦片战争。相应地，当时英国人打阿富汗的王朝，英国军队死了3万多人，可见民风彪悍，从幅员、人口、GDP等国力上说，英国是吃了大苦头。据国际关系学院的老师讲，所有打过阿富汗的大国都走下坡路，唐朝、英国、苏联、美国，没有例外。虽然这有些偶然性，但目前还没有反例能够证明。这就说明中国人是不好战的，而阿富汗人是好斗的。中国文化里就经常讲，有理不在身高，君子动口不动手，认为动手是很低级的层次。而且中国武功的最高境界也是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
全贞雪：继续讨论下一题，中国人不追求强权，但中国人又有着忠君思想，为何又形成了这样一对矛盾？
梁先生：这应该说是中国人信念系统的连接，中国人常说“君权神授”，比如“斩白蛇”“蓬荜生辉”等有很多故事，我们也常强调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如“天人合一”，这也是“君权神授”，至少皇上讲的“天人合一”是这个意思，臣子要完全听命于自己。
全贞雪：皇上可以愚民，但一起和皇上打天下的开国元勋未必会信。
程路涵：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也是变了这样的戏法，其实这些人都是很清醒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下面操作的时候他们不是真的相信，而是他们知道这么做是可以获益的，而且他们和领导者已经进入了绑定模式。
梁先生：他们是利益的共同体。比如说全能神 [i] ，它要设一个女基督，这个女基督就是一个高考失利精神分裂的女学生，只有这样给人感觉这个神是可见的、可控的。
全贞雪：接下来大家也可谈谈，如果亡国大家最不能放弃的是什么？
程路涵：我们在这里假设亡国的场景，好像别人一来亡我之国，我们的文化就会被连根拔起。而且我个人觉得，不同的国家、民族来亡我之国，我的感受会很不一样。日本来亡不能接受。
我自己的感受是，当对方明确的要改变我的某一方面的时候，我就会对这一方面有强烈的感觉。有很多东西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觉得它很重要，但是到了诸如亡国的时候，这个东西并没有被入侵者改变，那我可能就没有太大的感觉。比如日本，它和中国有很多文化共通之处，可是也有很多不同，举个很小的例子，它的文化有一点男权，这个我肯定是接受不了的，如果要我每天在家里跪着对丈夫说“您回来了”，我是会崩溃的。再说德国，因为最近接触了一下德企，深刻感觉到它行事作风的严谨，因为在美企里做了一年，我对这种德、美企的工作风格差异特别敏感。我们一直在说亡国，这种场景其实是不好想象的，可能考虑一下出国这个场景我们会更加好来回答思考题。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英国，它目前的这种女王文化我们能不能接受，它相对北京的那种阴冷潮湿的天气所带来的生活样式我们能不能适应。亡国时我们不愿改变的状态应该更强烈。同时，当对方要改变我的时候我也不是完全排斥的，也要看他要改变我什么。我用的Iphone4，对方要给我一台Iphone5，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接受，顺带改变一下我的充电习惯什么的。这个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境去考量，而亡国那种情境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很难再头脑里构架的。
梁先生：我们党经常强调爱国，但其实上强调的是爱党和政府，掌握权利的人爱的那个国，与平常百姓所爱的国，会是一回事儿吗？有个作家陈祖芬说过一个比喻关于所有制的问题，小两口买了一台彩电从商场出来，突然有个人冒出来对他们说，他们一定要如何如何爱护自家的彩电，感觉就很多余和无聊。我们也总给自己的职工讲，你是国家主人翁，你要好好爱国。我们要怎么爱国？我们爱国是个虚化的概念，谁也不知道为何爱、如何爱。当政者希望老百姓听话，不要有想法，把老百姓的便宜占完还希望老百姓谢谢自己。
程路涵：在美国竞选市长，候选人就当众宣誓等自己当选之后要给市民增长多少美元的收入，说得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可在中国这种言利益的事情是上不了台面的，从来都是暗箱操作。
梁先生：国人耻于言利。具体的利益，领导会去私下讲，或甚至都不用讲，只希望下级来领会。领导阶层暗藏规则多多，在上半身越来越压抑的时候，其下半身就越来越本能化，贪官就越来越多了。按中国式思维，作为臣下，是不能图利的，所有的利益都是靠皇上恩赐，臣子的职责是无问回报尽管付出。记件工资刚开始实行时，有人提倡这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污辱。按劳分配，会不会出现很多人是按分配付劳，按照自己的工资数额，干多少钱的工作。作为管理者永远不希望职工跟公司斤斤计较，打心里希望职工多耕耘多付出。我们的高层一方面反对阶级，但实际又设立了不同的阶级，公务员中级别不同，待遇就明显的不同。苏共的解密档案里曾提到，从斯大林时期就开始给党的高层发红包，而且是数量可观的。嘴上不谈，但实际生活中已经无处不在。
全贞雪：耻于言利似乎是我们的集体无意识。
全贞雪：象香港、澳门、台湾被沦为殖民地的时候，当时的人也是在发自内心地喊要亡国了，但是现在他们过得确实比我们好，我们也在向往着他们，难道当时喊亡国的都是在忽悠吗？
梁：大家可以在思考一下，中国人在非洲，和白人在非洲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肤色上很容易区分，其他差别也非常大。我有一在非洲的朋友讲，他在当地开车，被警察拦住查各种证件，但白人开车，仅凭一张脸就过去了。是白人教给他们歧视黄皮肤了？还是我们把行市做倒了？这值得我们思考。
程路涵：前两天看了“逻辑思维”转载的一篇文章，提到英国的殖民统治，其目的还是在于经商，所以在对待印度等国家的时候，英国会为了达成其目的在印度的经济、政治、文化上进行许多调整，但是也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当地的社会形态。对于香港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再看台湾，经历了日本的殖民，又受到了美国的政治文化影响。反观大陆，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目前香港、台湾留存的中华文化甚至比大陆还好。这一点上我觉得有点像四、六级考试和雅思、托福等考试的对比，就是中国人出的题是最变态的，反而外国人出题没有那么难。所以说十年浩劫对我们的文化是最致命的，因为我们自己是最清楚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分分钟能为难死自己的同胞和文化。虽然去看日本这个国家，我自己不是很喜欢，但是它的文化很多都是建立在中国隋唐时期输出给它的基础之上，有时候感觉自己是在看自己祖先及其文化的另一个分支。包括世界杯期间日本队比赛完毕，尽管输球，但是到场的日本观众自发捡起了那场比赛观众席上的所有垃圾，这一点还是很让我有触动的。
全贞雪：前几天微信上有说，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民族是日本民族，素质最高的人是日本人。
程路涵：有一句话，说：“如果这个世界里的每一个人都为别人负责任，这个世界就乱了；而每个人都为自己负责任，这个世界会更好”。这个东西我们文化里是有的，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像杨卫刚才提到的，很多好的文化最后都流于形式了，而根源已经被我们丢掉了。
梁先生：对于文化的先进性和落后性，曾经在五四期间也争论很厉害。包括胡适等人都认为中国文化很糟糕，当然也有捍卫者，说中国文化有多么好。可是捍卫者们大多通过否定对方来证明自己是对的。梁漱溟曾经说过，在文化方面无所谓谁比谁高，只不过是社会发展的形态给文化带来的结果就是如此。比如在中国的农耕社会里，它就是一个熟人社会，它必须是通过社会伦理去生存，否则是行不通的。在这种社会形态里，生不出别的文化来，只能是这种文化。相应的在西方，如果强调大家族，肯定会打起来，群体之间你和我分得非常清楚。以宗教的形式、教会的形式去运行的时候，他们自然形成团体的概念。在团体里，个体就非常清晰了，因为人与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而中国是靠家族来解决问题，在家族里再把边界划得很清就比较困难了。因此，文化无所谓先进与落后，只不过你的民族走向文明的过程中生出来的文化，因为选择的道路不一样，而生出不同的文化，谈不上哪个先进哪个落后。在现代的商业社会，农耕的那套文化就行不通了，现在的社会形态让你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有边界，人们应该怎么怎么样。比如说，现在不种地了，不在原来的家族里生存，就要产生另一套规则，就会发觉原来的那套规则有弊端。但问题在于，在西方社会里，因为边界划得很清楚，子女一般是打个电话慰问一下就行，一些人到了暮年，包括退休了的老教师，来到中国就不愿回去。因为这里有人情，他们的情感在这里等到了慰藉。有研究梁漱溟的学者曾说，梁老解决了关于文化非高即低、非此即彼的争论。不同土壤生长出来的文化，没有谁比谁优越的问题。
全贞雪：那么我们的文化确实长于理性吗？现在我们的理性高于其它的国家吗？前一段在读朝话时，有一句说，人要理性的生活。经济最容易使人理性，难道是因为我们现在经济比别人落后，我们文化的理性也随之下降？
梁先生：这里有几个问题要澄清。我们讲群体边界要清晰，不能光停留于口头，因为我们的祖辈就是糊涂着过来的，他们没有见过清晰的。我们这样一个强势的统治不允许民间社团的存在，人们没有社团的感觉，没有一个松散团体的自我约束和尊重。松散的、农耕的、涣散的感觉会情不自禁的带到社会活动中。在这样强权的环境中，大家的民主意识就比较薄弱，想要实行真正的民主，要先解决，在大家都认同的组织里，能不能有真正相应的章程，有一个共同的游戏的准则，然后再来玩这个游戏。在这样的环境中，用私欲和独裁去整人是行不通的。包括我们成立读书会，参加松散社团等，这本身对我们就是一种锻炼，对我们的民主精神就是一种培养。我们按照大家的自学、自愿，自由地遵守这个规则，而不是强制大家参与活动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一种心灵成长，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对团体及团体规则的认同，对彼此成员尊重、信任和坦诚的培养，是在这个活动中熏陶出来的。我很早就说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现在开始，而且是安全起步，那就是从幼儿园开始做起。
程路涵：听先生讲述，我也想起了最近读的一段话：“有什么样的合作社团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建设，首先要摆脱：亲属关系、绝对国家主义、绝对主义的教会这三种强制的合作手段，其次要鼓励公民的自由结社，这样才能完成现代社会的建设。”最后这段话的笔者还让大家反思自己进行到哪一个阶段了，我想了半天，觉得自己好悲催：绝对主义的教会的合作形式中国基本没有，亲属关系的合作形式正在摆脱的边缘，而绝对国家主义的合作形式是基本无法逃脱，自由结社的合作形式还基本处于非法的状态，那么依照这些标准，我就是还没有活在现代社会里。
梁先生：关于国家主义，亲属关系、宗教关系，以及绝对主义的教会，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描绘就是，自由社会自由人的结合。马克思讲的还是人类生活在形而上的社会形态，满足人们精神上的追求。
全贞雪：继续下一个话题，中国士人不喜欢强权，对强权没有好感，但又保留着忠君思想。中国士人对强权没有好感的原因是理性较早的开发，为什么？从文化上来说，这似乎也是一直流传下来的。
梁先生：在中国文化里，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没有宗教支撑的时候，中国人就提出了理性的概念，源于对自己的信任感。特别是有了以心学之后，心学让皇帝也很发愁。因为朱熹提出“天理”的概念，皇帝是天子，如果天理都在人们的心理，皇上就比较痛苦。朱熹同时给理学里开了一个后门，他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抗，还说天理必须由高人来掌握，皇帝作为所谓的高人，他就可以在天理中往里填东西，把自己的私心给塞进去。王阳明的心学不是这样的，他讲的是，靠你自己的良知被唤醒就行。因此统治阶层对此就比较恼火。也有人提出，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在日本的发展，成了日本超越并侵略中国的原因。因为日本的内心没有太多羁绊，包括打败俄罗斯海军的大将都说，一生俯首拜阳明。王阳明用其心学打仗时，打得是非常好的。虽然佛学也说，佛即在每个人身上，佛性即人性，但问题是，宗教可以掺进去很多东西，让人有一些盲目的过度的崇拜，而少了很多理性。荀子讲的很好，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这大致表明了士的政治和文化的功能，中国人士不仅仅是当官的那些人，有可能是当官的，也有可能是退休再返聘的那些人。在混乱黑暗的时候，竹林七贤也是士，虽然归隐山林不搞政治，但仍然引导着上层的精神走向。在那个时候肩负着对政治的批评和对社会风俗的批评，在一般的社会认知当中，士起码要做到明书达礼，社会地位高下都是间接的东西。在中国士也是政权选举管理人员的唯一来源。
全贞雪：为什么我们在第一题上说如果我们要亡国了，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最怕丢失的是什么？因为文化本来就是一个说不清楚的生活方式，其涵盖范围非常广。如果讨论文化一直没有一个特定的或者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具体存在的话，文化又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状态，大家对此有没有一个更核心或更深刻的想法？于是我们提出第三题：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或者思想上受到文化影响的思维方式和举动有哪些？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或现代文化对你的生活方式或举动，会有哪些影响？
王旭浈：我有一个很明显的受到影响的例子，很小的时候就听说“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学校又防止早恋，所以对男生有种害怕的心理，要隔得远远的，一直到现在和同班的男同学在一起，还是有种很尴尬的感觉。
全贞雪：我自己的感觉是我的信念系统里只有自卫。从来不善于攻击，没有开疆拓土的想法和兴致，但被逼到一定程度，似乎也能来一个有力的反抗。
完
2014．8．7
[i] 全能神：邪教组织“全能神”，又称“东方闪电”（Eastern Lightning Cult）、“七灵派”、“女基督派”、“实际神”，是由“呼喊派”骨干赵维山于1989年创立的，系基督教新教地方教会运动变种组织，是当前国内最具危害力的邪教组织之一。该派崇拜一名被称为“女基督”的神秘女子，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散布着他们的歪理邪说，严重危害了基督教会的健康发展及社会的正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