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为人生艺术》
——2011年8月23日读书会记录整理
刘畅主讲、整理
1.你怎样理解生命的和谐？可以试举出自己的经历与大家分享。
刘畅：我在这里抛砖引玉，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经历和感触。在坐的有些朋友了解我的工作历程，从中我想和在座各位分享我在其中体会的生命的和谐。我2008年毕业，当时刚刚步入社会，深切体会到了就业的困难和社会现实的残酷（因此对工作机会十分珍惜），第一份工作是就职于武警总医院ICU（重症监护室）担任一名住院医生。部队医院没有严格的轮岗制度，因为ICU的工作工作繁重、人手紧缺，所以就被收聘在该科室一直工作。当时的工作甚是辛苦，虽然收入尚可，但仍不及付出。刚开始工作时，认为忙碌的工作状态是很能体现自己的价值，能够感觉自己如同战斗在一线的战士，但在持续繁重的工作中（连基本的睡眠时间都不能保证，更不用说处理自己的生活事务的时间），慢慢感觉自己像是变成了一部工作的机器，于是逐步的出现了不和谐的现象，首先是从身体上开始，感觉体力和精力都已无法正常应对工作和生活上的种种问题，当时的自我调整办法是精神胜利法，强打精神去支撑。但继而在精神心理的层面也出现了不和谐。因为ICU所面对的患者大部分处于弥留之际，在工作的前半年的时间，经由我“送走”的患者有30-50人（这种负面的情绪给心理造成的压力，让我十分痛苦）。在这种状态下我工作了2年，其间也曾想过离开，但因考虑到得到这份工作实属不易，又承载着父母的愿望，而且当时对自己的发展方向也比较迷茫，所以一直这个岗位坚持。直到2010年年中，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人生倘若再这样的下去便会消耗殆尽，更不用谈所谓的价值感，思索着自己需要一个新的平衡点来让自己重新“活过来”，所以就毅然的从原来的单位离开了，休息了一个月之后，感觉身体状态恢复得较为良好的平衡状态，并找到了一个在社区做中医工作的机会。在这份新的工作中，回归了所学的中医专业，重视治未病、及早干预，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所期望的职业发展方向，达到了当前知情意的统一。
黄芊：我也来说说自己的经历。初看这个问题时，感觉非常不好回答，因为当我们身处其中，有时无法去感知自己所处是否和谐。书中说道“凡是一个人在他生命某一点上值得旁人看见佩服点头崇拜及感动的，就因他在这个地方生命流露精彩”，我想从这个角度上去说一说。我当时学中医完全是一种很偶然的机缘，我的家族中往前推几代都没有学医的，在学习中医前我对中医也没有任何接触和体会，之所以会选择学中医是因为我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很想知道其中的点穴功夫是不是真正存在，而且当时的文化课各科目的成绩比较平均，并没有特别的偏好，于是就选择了这门专业。在中医药大学学习的同学都会深有体会，学校课堂上教授的知识并不足以应对临床的诸多问题，想习得更多就要自己跟师去学（我就是这样去做的），我现在在博客上正在写《八年求学路》，这也是我对这八年，或者说是十年的中医学习过程的总结。在跟师学习的过程中，我完全处在一种疯狂的状态，几乎没有寒暑假（寒暑假最多回家探望1周）、没有周末，每晚学习完回到宿舍最早的时间也已经十一点，师父经常为我们授课到凌晨一、二点钟，然后我跑步7.5公里回宿舍睡觉，那段时间每晚的睡眠时间一般只有4个小时。那时在同班关系要好的同学眼中，我这生活几近疯狂状态，她们都觉得这样的我会崩溃，但我却自觉乐在其中，丝毫没有觉得半点苦味。直至毕业，当班上有的同学面对病人仍在迷茫如何诊断、处置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很坦然（去给患者下诊断、做治疗）。有同学对我说“我亲眼目睹了你这八年的时光是怎样度过的，当时会感觉很不理解，但如今，我对你这八年的生活感觉很敬佩、向往，但如果回到当时给我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我却仍绝不会选择你这样的生活，而现在我可不可以跟你学习？我希望你当我的师父……”所以我觉得我这八年的生活在别人眼中是和谐的，但在我自身而言却并不是始终处于和谐的状态，而是总在经历和谐——不和谐——和谐这样的波折，在面对不和谐的时候，我会逼迫自己去改变、调整，而每一次改变都会成长许多。我觉得自己生命的和谐并非自己的一两句话所能说得清楚的，个人体会是：能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坚定的去走，在不和谐的时候能够勇敢的（做出改变）使其再次变得和谐，便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刘畅：觉得在社会中生活，想要从不和谐达到一种和谐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的，因为当自己言行一致的去表达一些观点看法，便可能会触碰和影响他人或某一群体的利益。
江南：我觉得咱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想太多，总在做之前就权衡它能够带来的好处，考虑它将会影响别人对我的看法，包括乡愿一事，我对此接触的太多了，其实能够了解这样做的人的痛苦，他们本人也都明白，却已无法自拔。尤其是那些担任单位中层管理职务的人（这种情况更为多见），他们会因为考虑到自己今后的职务升迁而对上级领导谄媚，而在工作中对下属却换上另一副面孔来发泄和释放自己的压抑和不满。所以他们的生活始终处于割裂、扭曲、拧巴的状态，他们自己其实也很痛苦，当前他们只是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利让别人听命于他，而从中获取快乐和满足感。起初我并不能理解，慢慢的见得多了，发现这些人在退休之后，往往会患上身体或心理上较为难愈的疾病，之后反思这些人，当时在位时（因用一些阿谀奉承的方式获得了权利和地位）其人品被众人鄙夷，同时自身的心理也极为痛苦扭曲，所以便在工作中用手中的权利去压制他人而转嫁排解心中的苦，但当卸掉这份权利，当他们回归到本然的自己的时候，在旁人眼中对他们便只剩下鄙视，对这一转变的落差带来的失落感他们很难接受，从前那种说一不二、前呼后拥的快感仍让这类人不可自拔（但已不复存在）。而我认为做事情应该是出于本真的，正如梁老所说的“等同于我身上痒，我要搔一搔而已”，只为认真的将事情做好，而并不是将做事情作为手段来刻意逐求它将为我带来的利。归而言之，只觉得做事情应该“真”，这样内心才能平衡、安宁，至于其他不去刻意为之。作为我自己而言我将不会做那些刻意而为的虚、假的事情。个人感觉乡愿危害极大，而其带来的也只是短期的利益，长远来看并无利益可言，甚至反而可能因小失大。
先生：乡愿一事，由于后世腐儒的曲解和演绎使人误认为其为儒家根本思想的一部分，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而且威力似乎很大，使人提起中庸之道便咬牙切齿，甚至一些水平很高的心理咨询师会撰文说中庸之道把中国人害惨了。我个人认为，第一，（他们）还是没有沉住气（没有去正确解读儒家思想的真的精髓）；第二，就是这种官方的宣传太多，使得大家不辨真假、不辨是非。在这里想起一个例子，一次我在北大给新生讲课结束后，一个学生（非新生）过来问我说“先生，我感觉很挫败”，我问他怎么会觉得挫败，他说“我在我们系里是属于万人迷的人物”，我便追问如何称为万人迷，他答“（系里）女生有什么事情都找我”，我回应这是很好啊，他说“一开始是觉得很好，后来发觉这事情不太对劲，她们都是对我态度很客气，并没有一个追我的，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后来的谈话中发觉）他其实所做的都是在迎合别人，他为了维护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好人”形象，于是一直“绷”着自己，不断的帮助别人去做事情，怕自己一旦拒绝别人就会遭人斥责，而失去“好人”的形象。于是我便对他说“恐怕你在这其中不‘真’，即便你有时候你真的不想帮，而你却没有表达出来，并且可能其中有些较为过分的要求你也答应了。你是在没有原则的维系一个表面上的和谐，那么最终大家其实是看你不起的”。直心是道，说起来很简单，但很多人不敢去做。对于他（这个例子）深层的心理动机我们暂且不去解剖，但我们发现他这种做法（一步步的）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我们会发现有些时候）当事人付出很多，自觉得很委屈，但其实恰恰是他们（这种做人做事的方式）把自己的路堵上了，（而这行事方式的背后）深究起来是有妄念存在其中——希望所有人说我好，那么这就要出问题，假如有个女生要求你帮她贩毒那么你要还做得让她高兴吗？你要是去帮她不是就把自己搭进去了么。当然是一个很极致的情况，但就算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考虑到你有权利让她不高兴，而这种让她不高兴的做法实则是有利于她的，并不是只要高兴就有利于她，那样就太狭隘了。就比如说，小孩子已经吃了很多的冷饮后还要吃，那你（要继让他吃）要让他高兴吗？你恐怕得喊“No”。这是很重要的。我以前也和大家讲过，我祖父带我们几个孙子出去吃饭的时候限定每人2两饭，他就是怕我们吃多了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但是我们几个孩子回去就会向奶奶控诉说没有吃饱，但是在我们长大了以后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即便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依然十分感激他，他的那种关怀是比一般的爷爷要深远得多。虽然在儿时没法理解他，甚至觉得爷爷不好，连饭都不管饱，但长大后体会到，其他的爷爷为孙子做的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博弈，与奶奶、姥姥、姥爷在博弈，希望在其中求得与孙子更为亲近的关系，而这已经偏离了对孙子健康的关注。当他觉得自己因年纪大了、情感缺失，而希望在与孙子的亲近关系中得到补偿，这便将此杂念掺入其中，这就（使他的做法）不真了，而是有一种“比”的心。
再一个来讲这生命的和谐，我自己觉得如果从学术化的角度来看其中还有这样的深意，生命的和谐饱含两层，一个是个体的生理、心理的和谐，也就是知情意（的统一）；第二个是个体中自我生命和社会中他人生命的和谐。所谓生命的艺术就是让生命和谐，会做人，这个做人就是痛快、漂亮，它是一种人类活动当中对社会、对其他外在事物的、包括对自己内心事物的一种把握（方式），也就是自己的一种把握，这是道德，也就是说，道德是个人自己的一种行为尺度。例如有人觉得很穷，于是便决定去偷盗，这其实是他很真的，是他的道德（尺度），而我们一直以来凡说到道德便觉得一定是崇高的，这其实是不对的，是把其狭义化了，这样就容易使问题变得古怪，看似道德只能唱高调，看谁唱的更高，而这样因需要长高点而变得虚伪就必定无法和谐，所以这是很要不得的。人在道德中追求的是怎样合理的解决问题。作为我的爷爷，他身为长辈要看更长远，所以在他做事情做决定的时候，出于真正关爱所以不免要先得罪一下我们。那么我们现在和旁人打交道也是，我们不应过于在乎眼前他是否满意，而是要超越、发展的去看，如果做的是对的，那他终究还会回来（会理解并赞同你当时所做的是正确的）。我们要相信对方，相信事情发展的规律。
道德是个体超越自己肉体存在的一种自然性，这个自然是与规律完全吻合的，也就是说超越了自己这种有限性以后，进而于生命个体的存在价值也就呈现出来了，那么随后的事情也就捋顺了。
我祖父就提到，道德是对人生命存在的事实的一种超越与提升，特别是对我们身上动物本能性的超越。我们是动物，但不能成为野兽，这才是人之为善，所以我觉得他（所说）的和谐，不论从大家的体会也好，或者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讲也好，不仅是自身的和谐，同时也是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与宇宙的和谐。从佛教的角度说是因果报应、因果律，通俗一点就是你是一定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买单的。（从心理咨询师的角度讲）我们（作为旁观者看清楚以后）尽义务去劝，但真正做出选择、决定的是当事人。（面对有病态心理状况的人）我们应该去宽恕，这也是对生命的慈悲，并不是助长错误，而是理智的分析、揭示这种病态的成因，提示给更多的人去警醒自己、警醒旁人，不至于再犯类似的错误，那么这就超越了恩怨情仇这样狭隘的关系。那么在这之中最让我对祖父感到敬佩的是，在我做了多年心理咨询工作达到一定水平后，突然醒悟祖父对事情的处理方式如果从心理学技巧的尺度来衡量，他从来没有做错过，但他并一定不是从心理学中修得的，而纯然是从生命的自然流露和真正的无我所达成的。他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的是非，这是他的性格使然，而非考虑利害得失的结果。即便是郭沫若在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期间于1955年曾带领中国科学院组织大批判活动，批判我的祖父，到了1976年末期，（当别人让）他来评价郭沫若的时候，他也只是说“郭沫若才子啊，很聪明”，而再无他议。包括冯友兰批孔时，他也只在日记中写道一句“可叹”。
在我们人生当中如果要修通，就一定要超越。
2.何为中行？何为狂狷？
何沂：对于“中行”我考虑是说恰到好处、最合适的一点；“狂狷”中的“狂”是志气很大、很豪放，这在文中说到了；“狷”是对小事很细致、很严谨，无所不作为。在历史上，我觉得像毛泽东可能属于“狂”的代表，敢于挑战权威，志向很大，但在对很多细微之处容易忽视；“狷”的代表就像周总理那样，比较细心，做事细致入微。
郭芳：这里的“中行”是不是中庸的意思？我的理解是它有点接近与乡愿，就是在外面应付的都很好，但是没有真正的生命中的力量。对于“狂狷”，我的理解是（处事）各有偏颇，但它好在是从生命真处发出来的，没有什么迁就。
黄芊：我来补充一下这句话的出处吧，这是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它后面还有半句，即“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所以这后半句对前者就已经有了定义。
江南：我理解“狂狷”就类似有点走极端，这里并非贬义的意思，就好比王老师在做学问时那种执着的精神，不到弄明白是不会罢休的。但是这个“中行”我理解是一个理想状态，恐怕很少能够做到，如果“中行”很难做到，那就索性做一个很自然的、很本真的自己，“狂”也好，“狷”也好，至少做一个真的我，而不是一味追求“中行”却失掉自己。就像现在有些中医为追求四平八稳所开的“王道方”，我觉得不甚赞同。
先生：我还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说），你（应该）鼓励他探索，只要不影响安全和健康，就让他去探索。“狂”是什么？“狂”就是行。“狷”是什么？“狷”就是止。那么这（狂狷一事）就是个行止之间的事情。我在对五百强的员工进行培训的时候曾讲到一句话，使得麦肯锡的老总很是惊讶，因为他说从没听过这样的理论，即“没有更好，只有正好”。其实（现实中）就是这样，比如吃饭，哪儿有什么更好。当然郎平说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是作为一个（事物的）发展方向（提出的）。但是作为人来说（应是没有更好，只有正好），包括她（刘畅）开始所讲的那种工作状态，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是“burnout”——耗竭，工作精力的耗竭，就是超量工作（造成的后果），（更甚者）就像日本讲的“过劳死”，那么（长此以往）最后就要出事情，那么怎么办？就是直心是道，你没有杂念就行（就能有办法去解决）。（所谓直心是道并不是为所欲为）并不是说想去为非作歹，那肯定不对，因为那其中有贪欲起，那不是心，而是妄念起，于心无关。
说起“中庸之道”时，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一直在批判的“中庸之道”实是那些腐儒提出来的，而且只是在表面上做文章（并未向深里去探究）。
3.对于“乐”与“学”的理解
李林溪：我觉得“学”就是找回自我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是撇除杂质，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真的自我，或者说是看到自己真正内心的样子，那么就能得到快乐，或者说快乐就会来找你，而不是单纯的向外寻求某种知识，那样有点走偏，但是可以通过寻找和利用这些只是来再把旁杂之物去掉，最终回到找寻自我的过程，通过这个来得到快乐。
何沂：《论语》中有句话：“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就是说一个人（单纯盲目）去学不如他喜欢这个，而喜欢这个不如他能够享受其中。就如同上次先生讲到的《推销员之死》（中的主人公），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快乐的泥瓦匠，因为他在做泥瓦匠时是即投入，又专注，这是便不觉得是苦，所以在别人看来的苦他自己却觉得是乐，而当他觉得这是乐的时候，便会主动的想去做或想去学这件事情，并且做得更好。
刘畅：我认为这个上面的一句话是呼应的，即“自得之乐”，就是自己沉浸在其中，并“无待于外面的什么条件”，而是自己本身由内里发出来的一种快乐的状态。
先生：德者得也。我们通常会把道德神圣化，或把其偏狭的去理解。其实我们可以仔细回想我们常听到的话中“盗亦有道”，那便是他（盗者）的道德，而我们非要把道德官方版化。包括我们看到那些犯罪杀人狂，他觉得自己心里很愉快，因为那就是他的道德，而我们现在常说的道德是一种经过官方样板化的、世俗的道德，但是真正的道德的核心还是个人内心的和谐以及生命的和谐，否则就得设立道德警察（监督每个人）。
4.“我”之谓谁？
江南：前文梁老提到了个人的和谐，心理、身体的和谐，以及我的生命与外界的和谐，那么后面所说的“小我”我理解就是生命的个体，“大我”就是指我的生命和其他人的生命，但梁老的意思是这两样不能够分开，必须内外都达到和谐才是一个真正和谐（的状态），所以他讲“我是无边际的，没有什么大我小我”，而如果只是外部和谐便会成为乡愿，若只是内部和谐便只是狂狷。
郭芳：我是这样理解，这个“我”是不是一个具有普适价值观的一个真我的个体？“宇宙只有一个‘我’，只有在我们精神往下陷落时，宇宙与我才分开”，就是说当我们不在具有普适价值观而变得自私虚伪时，那便会与宇宙分开。对于“我是无边际的”，我理解是宇宙是由无数这样具有普适价值观的个体所组成的，而这个“我”便是这样的个体群的称谓。
刘畅：我觉得这个“我”是一个个体的我融入了整个社会或是整个宇宙的环境当中，所以才会有下面提到的我们虽然是在为社会做事情，却“等同于我身上痒，我要搔一搔而已”，也就是说个体已经完全融进去了，而这个融入的状态实则为无我，即已不见个体，而是个体已经与宇宙相合，等同于宇宙了，也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状态。
何沂：我刚开始想到的是“我”这一个个体，然后再扩展开来就是与周围（事物）的联系，那么在扩展一点就是与所处的大大小小环境（相关联），再看到先生书中说道的“宇宙只是一个我”，并以小孩将落于井时的心境为例，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没有分别心的意思，无所谓你的我的，（而平等去看待）与他人情理相通，与旁人、与社会、与国家、与世界融为一体，而所面对的事情都是我的一部分，而没有那么多的分别，也就是一种无我的状态。
黄芊：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在发展心理学中所提到的小孩子个体独立的标志——孩子会用“我”来称谓自己，那么从这时起个体便区分了我与外界。那么到了（生命的）最后，佛教中有一句话“去除我执”，我始终在思索这句话的含义，现在想来是去除生命开始是赋予自己的那个“我”，这个过程是拆掉那个“我”——个体与世界间的自我保护屏障，从而回归最本源、最纯真的状态，这点也就是我和刘畅想到的一样，就是天人合一。（举例）就好像夏天的时候，有些人会因为觉得“我”很热想喝冷饮，却忽略了人与天的呼应，而把自己与环境、与宇宙分开，这样就难免会出现（身体上的）毛病。当我们过多的强调我的概念时，我们与外界的隔阂便会越来越重，所以现代人过分独立观念未必是件好事。
李林溪：我认为“我”并非个体，它指的很宽泛，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象的“我”，因此可以无限的放大。
先生：刚才郭芳所讲的证明她思索了很多问题，而大家讲的（内容）我觉得也基本上都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大的偏差，只不过如果我们再括清一点，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适价值，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超越自我，超越自我的局限性，（举例）像作为医生，在疲劳想要懈怠时，病患需要救助，便要超越这种懈怠而去履行职责；又比如见到好吃的东西，（同样要超越这种口舌之欲）要考虑到健康，控制自己的分寸，把握住。我们看到王老吉凉茶的广告，那其中的意思好似是先不顾及的吃辣上火，然后再饮王老吉来降火，说起来很可笑，但这其中体现的是我们不应该被欲望牵着跑，这些欲望是种动物性的。那么这里有个矛盾点，就是我们毕竟是动物，但终究我们却要超越动物，这便是关键所在。所以我们要成为真正的自己，这个自己最起码先要是人，而不能成为牲口。再一个（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自我，那就是直心是道，这里不能有杂念的东西在里面，我们要超越自我、超越动物性就需要有批判性思维，这是动物断然没有的。马克思有一句话“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那么实际上在道德也是一种与人相处的艺术。那么从个体的个人象度由于有生命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所以）就要以人为本，首先要生存，不然何谈道德。所以那些所提倡的变态了的崇高（道德）人们并不愿去学习，因为那首先危及了个体的存在（也就是危及了道德的前提和主体）。我们很多时候是在用一种政治的口号来喊道德，并且因其政治需要而向高处喊，因为越高尚就越超越，局限性就越小，越不会犯错误，但是这种“高尚”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无人区”，便无人能立足，无法做到。这是因为我们在这里面过分强调理想化的道德，（而没有适时的区分不同时期所适用的价值观）革命时期为革命不惜牺牲生命的无畏精神无法照搬套用的现在的社会中，因此人们便开始迷茫，因为在观念中好似认为只有牺牲才是有道德。而刚才提到了，个体存在首先需要生命存在，（假使）生命不存在又何谈生命的艺术（道德）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要回归人的理性，去反思。革命时期是以暴制暴，但在当今的社会应该是怎样协调的去解决问题，而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最缺乏的就是这种和谐的磋商、妥协，协调各方的利益，却总用一刀切（的方法）。其实我们在政治方面的理性成长到什么程度，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化解冲突的能力也就成长到什么程度。那么从这个意义（层面）上我们也要思考，这种理性也应该是一个健康的“我”所应具备的，必须要有反思的能力、有省察自己的疏失错误的能力，而如果没有则一定不可能理性，而只有理智。只有回归理性才能真正做到对生命的尊重，不仅仅关注他的躯体，同时照顾到他的精神层面。包括工作制度当中的假期，也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
一位德国学者曾说过“没有什么痛苦比努力成为自己来的更猛烈”，而像乡愿这种东西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瞬间得到满足，但种东西在你与其他个体的互动当中一定会让对方感到你的虚假。因此怎样能坚持自己达到和谐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事情很难解决的时候，我们一定先让自己静下来，没有依据的时候就直心是道，因为没有人能够永远在身边帮你把关。但就在我们焦虑最深刻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觉自己和自己在一起了，因此我们必须自己成长，谁也无法替代。所以说到最后这个“我”就是能够理性的做到生命的和谐，超越自己很多的局限去做事情，很多的痛苦来源于我们自身的局限，而不是来源于外界的不理解。我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越来越松弛，因为事情总有解决之道，只要我作对了，只要我没有杂念的去做事情，就一定能够解决。愚公移山写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坚持把事情按照没有杂念的想法去做，那么就会有豁然开朗的时刻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