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次读书会：课前漫谈（何沂整理）
关于税收：
收税–避税，就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本是“高收高税、低收低税”，但目前存在问题： 1、高收入者收入不高——通过成本转化把所有日常开支计入公司成本2、灰色收入3、皮包公司、用来洗钱。所以，高收入阶层总是通过成本转化“合理避税”，使政府部门达不到设想的目的。所以，有篇文章讲到：稍微明白点儿的人就办公司，办完公司连停车费都可以入账，车等于白养。一切花费都走公司，每个月就给自己开个两三千的工资，保持公司将将盈利或微亏，公司也可以避税。可见，高收入者一定不跟你玩“钱多税多”这个游戏。所以非常可悲的是，真正的工薪阶层在承担着咱们税收的重负，真正想逮的大鱼早闪了。
同时，税收可分为直接税、间接税。直接税比较直接，谁获利谁纳税；间接税为流通税，税交于各个生产流通环节间，其实最终多由消费者买单。间接税让人没有强迫的感觉，矛盾不容易直接激化，也容易征收，因为每个人都离不开日常生活用品。直接税则容易激化矛盾，像咱们看的电影《佐罗》，其官逼民反的导火索就是直接加税。一般来说，社会越发达，税收中直接税比例相对越高。
其实，咱们中国的税收比例是很高的，在世界是排前几名的，但是大家并不觉得——因为咱们的税多是以间接税征收的。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流通税归根结底都是大家买单。而在流通税中，真正的收益者并未承担税收，而是把税收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了，这就使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落空了。而在流通中，中间环节越多，产品价钱越高，但价值未变，就使居民的生活成本增高，生活质量下降。
应对以上税收难题，各国对策不同：
中国：个税申报，有法无利。个税是要主动申报的，申报是义务，申报后就成为可控的监察对象。
美国：主动申报，有利可图。有交税相关优惠政策。
对比：只有政策操作性强、对人有利，才能被很好地贯彻施行。光靠“道德宣传”、让纳税人发扬风格、提高自觉性，是不长久也不明智的。
另外，我们在社会上有时会看到些怪事：你觉得怪，它一定有它内在的规律在支撑着。比如看着冷清的医院，可能是洗钱所——意大利的黑手党当年洗钱就是靠开披萨饼店：披萨饼卖得贵贵的，没人来买；以披萨饼买卖为幌子说明钱来源于经营，这样黑钱就洗白了。再比如官商勾结（见下）。
关于援助：
在毛时代，我们更希望能树立老大形象，使其他国能听咱的。让人听之，必得援之。所以之前咱没少干亏本赚吆喝的事，比如花钱给阿尔巴尼亚援建纺织厂，送去好棉花、让人织完再送回来卖等等。援非也如此，原来咱没少援钱，非但没落好、还招人骂。痛定思痛，咱不给钱了，咱出医疗队，效果就好很多。一个是切切实实地让非洲人民看到、感受到援助了，一个是不会因此助长贪污腐败。咱们过去经常会出现“一句话政策”，领袖的一句话说了算，其实很容易出错。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一切决策都集中于一人，又掌舵、又鼓帆、又瞭望，翻船的风险就要比大家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大得多。而船越大、开得越久，就越不容易全部掌控，很容易出危险。
社会效率：
咱中国人民的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在世界排名是前几位的，但是咱的工资、生活水平似乎不如发达国家——比如，同样一个出租司机，在美国干一天的钱是咱中国的哥的好几倍，为啥呢？是因为中国的整体社会效率低下。中间环节成本过高，每一个环节可能都存在贪污腐败的问题，级级“雁过拔毛、分杯羹、扒层皮”，极大地降低了社会效率。房市居高不下、电信收费过高、电费持续增长等等，都与之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当年“我”搞材料研究时，有一件事让我深有感触：当年一家化工厂，生产中有高腐蚀的液体需要传送，需要消耗大量的防腐阀门；因为要更换阀门，工厂不得不间断停产，造成了人力、财力的巨大消耗。当时我和王迪就研究出了陶瓷阀门，陶瓷的耐腐蚀性非常好，也做了样品也去试了。当时厂长就说：我知道你们的阀门非常好，可是我不能用。因为原来阀门损耗多，有一个车间专门生产阀门，你研制出了好的阀门，一用用三年都不坏，让那些人干嘛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养人，有意地降低生产效率，在无形中压制技术创新，只能造成进一步的生产力低下。在这种体制下，企业效率低下，竞争力越来越差，最终只能变成社会的负担。
与此相似的还有贪污一条龙：河南交通厅厅长一个个地被拉下水，简直就是个贪官流水线。路、桥，拆了盖、盖了拆，拆一次盖一次就有一次地下交易。有那个桥，还没剪彩呢就有裂缝了。但这没事儿，坏了才能盖新的，才有利可图。这就是恶意造成的的豆腐渣工程。而工程款，都是咱们的税收，无端端地被贪污或浪费掉了，它的损失是要咱们全体国民在无形中为其背负的。
数据造假：
中国数据造假已不是新闻。且不说大学生、研究生数据造假问题，就连咱花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的普查，都要编。为啥呢？因为相关部门根据原来的数据设定了预期值，可没想到此次统计的结果明显比上次少，没办法，就只能大量输入重复数据和胡编了。
又如报道：浙江某处表演黄色歌舞，央视记者举报，那边说不可能，我们安了五个探头，都看着呢，没有啊。这边说这边正跳着呢，亲眼见着呢。那边说就说没有。显然，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很可能是利益共同体。
武汉的事儿就更滑稽：武汉某处专卖假军装、警服，公安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等中央部门去查了，武汉工商局给他们报信儿，让他们赶快跑。这事儿就很搞，就像新四军打了八路军个埋伏。
所以说，不能单独靠道德宣传，也不是去追究责任，因为它们都不能解决问题。所谓解决问题，是使事态向好的方向转化。
行政惰性：
相关部门知否底下的问题？肯定是知道的。但为什么不去管？是他们要算笔账。去管，要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可能还有执法风险，可能要得罪人，可能不落好（没人纳贡了）；不去管，也没有什么大损失。所以，两者相权，大部分人多还是选择喝喝茶、看看报，不费那个心力。
而相反，在美国，可能一个小镇就一个警察一个行政长官。为什么就能管好呢？
究其源头，是一个基本理念：地方行政长官要对当地人民负责。长官是居民选出来的，如果不好好干，下次不投你的票你就下来了。而在中国，底下人对你没有束缚力，我只要对领导负责就能提拔我，底下人对我没意义。这是制度造成的行政惰性。
就像我们所在的磁福酒楼，原来它在北大西门的那条街上，后因街道改建而换地儿。今天我来的时候，发现原址直到今天才搭上架子、准备开工。整整四个月啊！假设这条街是我的，我一定不会让它空整整四个月。那么谁会这么干？一定是国有企业。先把原有商家撵走了，晾它几个月，想起来了再慢慢干。可见，在这样的经济运行当中，这个企业一定是低效率的。由此延伸，作为一个聚集众多如此企业的社会，它的效率一定也是低下的。
而以上这些大的问题，可以从我们今天要讲的两篇文章里得到些启示，让我们一起品读一下——《谈合作》、《启发社会的力量》。
